原標題[打工仔“為母復仇”賣親兒]

賣掉兒子后，阿強和“妻子”整天在家一籌莫展，后悔不已 羊城晚報記者周巍 攝

阿強和兒子的合照 羊城晚報記者陳文筆 翻拍

　　近日，羊城晚報接到一宗離奇報料：貴州籍男子鄧澤強（以下簡稱“阿強”）在廣州市番禺區打工多年，去年10月，他聽聞母親在老家被堂舅侮辱，盛怒之下決定回家“復仇”。動身之前，他還為自己兩歲多的兒子找到了“歸宿”通過“中介”，以2.5萬元的價格把孩子賣了。然而，回到老家后，經親戚勸阻，阿強放棄了尋仇計劃，隨之而來的是對兒子的萬般思念。回到番禺后，他主動到公安機關“自首”：“即使坐牢，也要把兒子找回來！”

　　19日，羊城晚報記者隨同阿強走訪其住所和投案的派出所，試圖揭開事實真相。

　　當事者說

　　為“復仇”決意賣兒“托孤”

　　2月19日上午，阿強應約與記者見面。

　　眼前的阿強一點也不強，1米62的個頭，瘦弱而疲憊，頭發因多日未洗而異常油膩。

　　身份證顯示，阿強是貴州省思南縣天橋鄉鞍山村土地灣組村民，今年25歲。他說，從小到大過的都是窮日子，只上過小學二年級，識字不多。四五年前，他來到廣州番禺打工，家里僅剩年近50歲的母親獨自生活。母親患有精神疾病，時好時壞。阿強十三四歲時，父親離家出走，再也沒回來過，也沒往家里寄過一分錢。

　　去年10月，阿強突然接到表弟來電說，母親被同村的堂舅何習云（音）酒后侮辱。“怎樣侮辱？就是何習云跑到我母親的房中強奸我母親，被我大舅抓到后送到派出所，結果卻沒有什么說法。這事我本不應該說出來，這是對母親的不尊重。”說到這時，阿強表情痛苦。

　　母親遭此大辱，阿強怒火中燒。阿強說，他辭掉了在番禺區南村鎮某制衣廠的工作，決定回家“干掉”何習云。“他在前面走，我跟在后面，掄起木棍就可以打死他。”阿強盤算好了。

　　然而，兩歲多的兒子成了他“復仇大計”的絆腳石。

　　阿強的兒子名叫鄧有祥，2010年7月9日在番禺區南村鎮南村醫院出生。2009年，阿強與廣西平南縣的打工妹胡以梅同居并生下兒子，但兩人一直沒領結婚證。“因為阿強沒錢，也因為我父母不同意這門婚事。”胡以梅對記者說。

　　阿強一家三口租住在番禺區大龍街石崗西村太學大街的出租屋里，兒子長得可愛又聰明，街坊阿婆們都喜歡拿他逗趣，有時還拿出糖果、面包給他吃。

　　急欲回老家“復仇”的阿強希望“托孤”給兒子找個好歸宿，不然自己殺人償命后，誰來養兒子？按常理，他應該將兒子托付給孩子的親媽胡以梅，但阿強不太信任她，覺得她是外地人，又沒工作，兩人也不是合法夫妻，將兒子交給她，不放心。

　　一時半刻間，阿強也沒能如愿找到“好人家”。

　　去年10月15日傍晚，阿強抱著兒子在住處附近一家士多店轉悠，店里有人打麻將，一群人在“觀戰”。阿強隨口說了一句：“我想把兒子送人。”

　　“觀戰”者中有一中年女人搭腔：“你這么好的兒子，為何要送人？”阿強事后得知，此人名叫“王英”，廣西玉林人，40多歲。

　　阿強答道：“我家里有很重要的事要辦。”

　　“王英”顯然來了興趣，她與阿強互換了手機號碼。

　　當晚9點多，“王英”的電話追過來：“你說的事如果是真的，我可以找到人家接手，會給你‘撫養費’。”

　　阿強對記者說：剛開始時沒想到要錢。但聽“王英”這么一說，他動心了，覺得兒子養這么大，不能白白送人，收點“撫養費”是應該的。

　　當晚，阿強與“王英”討價還價，最終以兩萬五千元“成交”。

　　放棄復仇轉而“自首”尋子

　　去年10月16日上午，“王英”再次致電阿強進行確認，并跟阿強說，她已聯絡上湖南來的買家，對方家庭條件不錯，下午就會到廣州，“一手交錢，一手交人”，但前提是孩子要健康。她要求阿強下午跟她一起帶孩子到番禺何賢醫院體檢。

　　吃完午飯，阿強帶著孩子上路了，出門時他騙胡以梅說，要帶兒子出去轉轉。在何賢醫院做完體檢，醫生告訴阿強與“王英”，孩子身體健康，只是缺營養。

　　從醫院出來，阿強抱著兒子，與“王英”走了20幾分鐘，來到買家指定的約見地點橋南路160號四巷一家無名旅社。

　　在買主早已開好的旅社鐘點房207房，阿強見到自稱從湖南坐飛機前來的三個男人。買主三十七八歲的樣子。阿強提出要看買主的身份證，對方用大拇指將身份證住址信息的前半截遮住，能看到的大略是“信豐村”。阿強要求那人挪開大拇指，對方不肯。

　　然后，雙方開始簽“協議”。阿強不太識字，不知內容是什么，被動地簽上自己的名字，并摁上指印。“協議書”只有一份，簽好后被買方收走。阿強要求給自己留一份，對方依然不肯，阿強也沒堅持。阿強還提出要求，一兩個月后要見一次兒子，然后每一年見一次兒子，對方說要看小孩可以，“等他長到18歲以后”。

　　在買主交錢的十幾分鐘前，與買主同來的兩名男子便急匆匆地將熟睡中的鄧有祥抱離207房。在“王英”的見證下，買主從包里掏出2.5萬元現金，交到阿強手上。

　　阿強要求將錢拿到銀行驗明真偽。旅社的對面就有一家銀行，阿強等人拿著錢一起去了銀行，“王英”主動填了一張留有身份資料的表格后驗鈔，經驗證，系真錢。

　　當晚6點多，阿強帶著賣兒得來的2.5萬元，打的徑直去到一家摩托車車行，花3000元買了一輛摩托。不曾想，凌晨12時，他騎摩托車上路時，被富華派出所民警沒收，理由是阿強無證駕駛6小時不到，賣兒所得的第一筆錢就打了水漂。

　　當晚，阿強回到出租屋，如實向胡以梅說把兒子賣了，胡以梅又哭又鬧，但于事無補。胡限他三個月內把兒子追回來，否則就報警。阿強好言哄住了她。

　　第二天，阿強帶著胡以梅踏上了回鄉路。他本意是“復仇”，但他滯留家鄉兩個月，一直到12月底，都沒有動手，原因是“看到何習云有老有小，想到小時候吃過他家的飯，他父母見了我很熱情，親戚也勸我不要沖動，我忍住了，沒下手，但我有下手的權利。”阿強說他是一個“以牙還牙、有仇必報”的人。

　　等手上賣兒所得的錢花得差不多時，阿強開始強烈地思念兒子孩子都會很清晰地叫爸媽了，當爸的竟親手賣掉了他！阿強覺得自己對不起可愛的兒子，一定要找回他！于是，去年12月底，他領著胡以梅，從貴州老家回到了番禺。“只要兒子找回來，我愿意坐牢。哪怕讓我死，我也愿意！”

　　他一連數天撥打“王英”的電話，無人接聽。找不到“中介”，而自己對湖南買主又一無所知。無奈之下，阿強來到“交易”地點附近的橋南派出所，一為自首，二為報案，想請警方幫自己找兒子。

　　阿強說，當時大約是今年1月，接警的黃姓警官做了筆錄，并讓阿強留下兒子的相片及就醫等相關資料，還用棉簽蘸取了阿強的些許唾液，以備DNA測試。隨后，黃警官讓阿強回去，過完春節再處置。臨走，阿強并沒有得到接警回執。

　　記者調查

　　警方證實“自首”記錄

　　19日下午，羊城晚報記者與阿強一起，來到番禺區公安分局橋南派出所，希望找當時接警的黃警官了解情況，但他不在。值班民警梁敬凱花費半小時，才在電腦里查到阿強的“自首”記錄，并致電黃警官進行確認。之后，梁敬凱要求阿強下次來時帶上胡以梅，接受進一步調查。最后，梁敬凱代黃警官補簽了去年12月20日阿強“自首”時的接警回執，處警民警警號為035252。拿上回執，阿強與記者離開了派出所。

　　阿強的行為已經涉嫌觸犯拐賣婦女兒童罪，在他“自首”近兩個月后，警方為何未對他采取任何措施？對于記者的詢問，梁敬凱表示，采訪需得到番禺區公安分局的書面批準。

　　“妻子”稱其早有棄兒念頭

　　19日下午，阿強帶著記者來到住處番禺大龍街石崗西村太學大街的一間狹小、簡陋的出租屋里。阿強的“妻子” 胡以梅靠墻坐在掛著蚊帳的床上，見有陌生人來，她動也不動，神情哀傷，也不愿意說話。

　　因為阿強賣兒，胡以梅心存怨恨，記者請阿強回避十分鐘。在這十分鐘里，兩名記者說了許多寬慰的話，胡以梅才開口交談。

　　她說自己是廣西平南縣人，今年27歲，上過初中，父母不同意與阿強的婚事。“阿強這個人偏激、固執、沖動，他之前也說過要把兒子送人，我都以為他是說著玩的，沒當回事。沒想到他真把兒子給賣了！沒有了兒子，我每天都睡不著，也很少出門。”她說，“我恨他，他做的事他一個人承擔。對于未來，我沒有任何想法。”

　　街坊聲稱確有“王英”其人

　　19日下午，記者在阿強的帶領下，找到位于大龍街石崗西村那間初見“王英”的士多店。

　　記者一提起阿強的事，士多店的老板娘周姨就說知道這事，她說：“他兒子又聰明又可愛，平常也被他父母抱過來玩，我有時還喂他面包吃。”周姨還說，阿強不止一次跟人說他想把兒子轉給別人收養，“他曾找我，說讓我收養，我看到電視上河南袁厲害的事，知道這樣的收養是違法的，沒同意。”

　　周姨說，她認識“王英”，但對其的具體情況不太了解，“她還在我店里住了一個月，臨走要給我兩百元錢，我看她一個女人在外不容易，沒要。”

　　周姨指點說，“王英”曾在離村里不遠的“藝彩公司”上班。記者隨即與阿強找到這家名為番禺藝彩印刷聯合公司所在地：番禺區市蓮路傍江東村段33號。保安對記者說：“我們這里工人有幾百人，哪里知道有無‘王英’這個人。”

　　無名旅社客房大門洞開

　　19日下午，記者還前往阿強賣兒子的“交易”地點橋南路160號四巷，這是一家無名旅社，接待處大門緊閉，叫門無人回應。左側是通往二樓的樓梯，記者與阿強徑直來到207房，竟見房間門是開著的，里面陳設簡陋，走廊里也不見有攝像頭。

　　無名旅社的斜對面就是“王英”等人驗鈔的一家銀行，記者趕到時，銀行已下班。

　　律師：警方應留置阿強調查

　　針對此事，廣東大同律師事務所主任朱永平認為，鄧澤強（阿強）的行為已涉嫌構成拐賣婦女兒童罪，買方一樣也有犯罪嫌疑，而“王英”，不管其動機如何，也都涉嫌共同犯罪。

　　對于阿強到派出所“自首”、民警接警后沒有當場出具回執的情況，朱永平認為這屬于不當行為。阿強主動到公安機關自述其事，應被認定為投案自首，警方應立即留置他不超過24小時，這期間對他所述內容進行核查，如涉嫌犯罪，可以刑事拘留。在確認阿強沒有危害社會的傾向后，可批準其取保候審的申請。

　　朱永平表示，阿強投案自首兩個月過去了，警方既沒有找過他，也沒有介入尋找他兒子，這在一程度上是失職瀆職行為。

　　懸疑待解

　　通過記者的調查走訪，阿強所描述的情況基本能構成一個“完整”的“故事”，但仍有連串懸疑待解。比如

　　阿強自稱在“交易”時將孩子的出生證交給了“王英”，但按照相關規定，沒有合法婚姻關系的阿強“夫婦”如何從一家公立醫院獲得孩子的“出生證”？

　　按照阿強的說法，為了“復仇”，不惜“托孤”甚至是賣兒，關鍵時刻卻被親戚勸阻。我們固然不愿看到他錯上加錯，但這種思想轉變似乎“落差”太大，或許另有隱情？

　　“王英”的真實身份、去向如何？公安機關對此事的處理是否符合法規規定？下一步,是否以及將如何展開調查？

　　除了上述關于事實部分的疑問，我們更關心的是兩歲男孩鄧有祥的命運。

　　本報將密切關注事件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