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應對日益加深的人口老齡化，“十四五”規劃提出“實施漸進式延遲法定退休年齡”的規劃目標，旋即引發社會熱議。

與其他存在人口老齡化問題的國家相比，我國目前的法定退休年齡明顯偏低。美國、德國、英國早在20世紀50年代或之前就將領取全額養老金的年齡定為65周歲。延遲法定退休年齡是其他國家應對人口老齡化和養老金支出壓力的通用做法，我國“實施漸進式延遲法定退休年齡”背后，同樣存在著深刻的人口因素原因。

我國的老年人口撫養比快速上漲，使得養老金支出承受越來越大的壓力。2019年，60周歲及以上的人口撫養比約為24%，即每100名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供養24名60周歲及以上老年人。據預測，這一撫養比到2035年將上升至約49%，對養老金體制產生極大的挑戰。

我國居民的預期壽命不斷延長，如果退休年齡不隨之推遲，會造成勞動力資源的浪費。當前，我國退休人員領取養老金的年份總和比創立之初多出10年，與此同時，2018年我國健康預期壽命達到68.7歲。維持原狀意味著，許多退休職工在具備充分勞動能力的情況下退休，造成了勞動力資源的浪費。

我國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延長，降低了勞動力總量的有效供給時長。隨著我國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年輕人正在推遲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年齡。如果不推遲退休年齡，勞動者文化程度的提高會降低工作年限，減少勞動力總量的供給。

目前，“延遲法定退休年齡”的細則還未明了，由此產生的爭論中，最大的焦點集中在延遲退休年齡對就業的影響。反對者認為，延遲退休年齡會減少本可以騰出的就業崗位，造成年輕人的就業困難。多項調查顯示，大多數青年人對延遲退休持反對態度，對自身就業前景的擔憂是主要原因。一些學者的研究成果也表明，其他發達國家的延遲退休政策造成了失業率的上升。同時，反對者還認為，延遲退休年齡會降低企業創新能力，壓縮有能力年輕勞動力的職業上升通道，甚至不利于企業技術創新和產業結構升級。還有研究認為，退休老人是幫助年輕一代撫育子女的重要力量，延遲退休會對提升生育率產生負面影響。

即便如此，我們仍需從長遠的角度視之。首先，延遲退休是緩解養老金壓力的最優選擇。達到國民福利增長與經濟發展的平衡是兩難的問題。始于2009年的歐債危機拖累歐洲的經濟增長直至現在，與其人口老齡化和高福利制度密不可分，政府不得不長期舉債來維持高額福利支出，從而走到破產的邊緣。我國處于發展轉型的關鍵時期，經濟下行壓力增大，為了減輕企業負擔，我國從2016年起將養老保險單位繳費率從20%降至19%后，去年5月后再降至16%。降低企業繳費率會使得養老金統籌賬戶的收入大幅減少，人口老齡化又增加了支出，要達到養老保險基金的收支平衡，就必須調整養老金的支付，延遲退休年齡是權衡之下較為合理的選擇。

其次，為新增勞動力騰退就業崗位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就業問題。對我國未來勞動力的供需測算可知，勞動力供需的結構性矛盾是就業難問題的根源。產業結構正在發生深度轉型，科技革命助推產業結構升級，這使得勞動力的需求結構發生較大變化，對中低端勞動力產生較大沖擊。一方面失業農民工返鄉，大學生就業困難；另一方面大量企業招不到合適的人才，一、二線城市紛紛加入“搶人大戰”。唯有提高失業人員的再就業能力，讓大學教育跟上知識創新的步伐，才能建立推動經濟增長的人力資源格局，也只有保持經濟活力，才能創造更多就業崗位。

“延遲法定退休年齡”有利有弊，關鍵在于設計更合理的延退方案。大部分發達國家都啟動或實施了延遲退休年齡的政策，為我國提供了有意義的參考。漸進式的延遲退休方案有利于及時評估次生風險，并進行科學合理的調整，也有利于提高民意接納程度，分攤改革成本，降低退休政策帶來的負面影響。

要注重延遲退休方案的靈活性，針對不同行業、不同群體、不同地區制定差異化、彈性化的延遲退休年齡政策，適當下放決策層級，允許地方政府、用人單位適度調整退休年齡細則，并根據不同群體進行差異化的選擇。此外，可利用經濟杠桿設置不同退休年齡的獎懲機制，設定法定退休年齡范圍，對不同年齡段退休的群體按照一定比例扣減或增發養老金，同時兼具靈活性和引導性。發揮延遲退休政策的正面效果更需要落實相關配套政策，要發展多層次、多支柱的養老保險體系，多渠道提高養老金積累，也要加快完善失業人員再就業、退休人員返聘、大學生創業等就業支持體系，提高勞動力有效供給。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