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初來乍到者來說，夜晚的鄂爾多斯最美。

　　從位于伊金霍洛旗的機場出來(“旗”是內蒙古的一種行政區劃，相當于縣)，一路上燈光閃爍夜景璀璨，比之白天，更能代表這個富裕之城的實力。這里的夜景，比上海更大氣，比北京更耀眼。粗線條的現代建筑群配上中國傳統美學里最喜歡的金色和赤紅色，夜幕下輪廓清晰，一望之下，仿佛西亞童話故事里的宮殿，十分氣勢恢宏，十分—“體面”。

　　這種“體面”感，如果放在北京或者上海，大概不會讓人在驚羨之外產生某種復雜的情愫：夾雜著少許懷疑和不屑。可是這里是鄂爾多斯，一個十年前還帶著貧窮落后標志的中西部城市。于是，這種“體面”深深地刺激和鼓舞了人們辯駁的欲望。

　　多年來，關于鄂爾多斯的故事，被濃縮為兩個字：“暴富”，這個詞意味著簡陋的獲利方式、粗暴的消費習慣和荒誕的致富故事。

　　鄂爾多斯盛產富翁：據說市區人口不到70萬的鄂爾多斯，有超過6000個億萬富翁，近10萬個千萬富翁。但是想找到這些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中國，人們并不那么樂意承認自己是富人，被描述成暴發戶之城的鄂爾多斯尤甚。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一年前由民間借貸和房地產引發的經濟危機使這個富裕之城籠罩著濃重的陰影。“從去年到現在，跳樓自殺的老板至少有一百多，”一個在政府宣傳部門工作的年輕人用“是朋友我才告訴你”的口吻對我們說：“要知道，富人、富裕，現在是我們這兒最敏感的詞，所以有時候，鄂爾多斯政府并不那么歡迎記者。”

　　不只是現在，也不只是鄂爾多斯，富裕在中國早已不值得夸耀了。對旁觀者來說，富裕始終是一個性質模糊的詞、交織著某些難以言說的秘密。而對于當事人來說，這個詞除了炫目之外，還隱含著某種不安全。所以，在鄂爾多斯，那些我們能見到并且愿意跟我們聊天的人，都說自己是窮人。

　　抵工錢抵了六套房和六輛車

　　11月的鄂爾多斯，第一場雪一下，溫度驟降。從東勝到新城康巴什的大巴停運后，站牌前擠滿了乘客，黑車生意火爆。四人座的小車，除了司機已經坐了三個乘客，但是到了下一個站牌，司機還是搖下車窗對著窗外招呼：康巴什去不去？康巴什了！

　　最后坐上這輛黑車的是一個叫葉財能的裝修工人。他身穿著土黃色的工作服，頭發像落滿土一樣顏色暗淡。司機招呼他上車的時候，他躲到了結伴而來的兩個人身后。司機是急性子，見招呼不到，推門下車，走到他面前勸說起來。

　　一上車，葉財能僵硬的面孔就活絡起來了。

　　“我就到東康線上的公租房，比康巴什近。不是嫌貴，是我穿著工作服，怕弄臟了你的車。”

　　“我們工地上的工程做得差不多了，再有三五天做完就回家。冷啊，這里太冷了，我是不想在這里待了，準備回家呀。”

　　“羊肉嘛，剛開始吃吃還覺得新鮮，吃多了也就是那么回事。還是我們那里的海鮮好。”

　　葉財能講一口南方話，在鄂爾多斯濃重的地方口音里辨識度很高。他是浙江臺州人，初中畢業之后，就投奔了在鄂爾多斯做工的舅舅，那是2000年的事情。他的舅舅在十幾年前娶了一個鄂爾多斯當地的女人做老婆后，就踏踏實實地在這里落了腳。現在全家都是鄂爾多斯戶口，和南方那個小城市已經沒有多少瓜葛了。

　　葉財能不一樣，他初中畢業到鄂爾多斯時還不滿20歲，現在他快30了，最焦慮的事情是還沒有討到老婆。前幾年，他玩性大，在跟著舅舅干活的間隙，到北京、山西各處玩。他開著舅舅的一輛小貨車到處跑，連駕照都沒有。

　　“工地上沒意思，沒有的玩兒，我是待不住的。鄂爾多斯我都跑遍了，8個旗縣，就一個旗沒有去過，其他的都熟悉。有時候我不愛走大路，專門挑小巷子走也不會迷路。”

　　“賺錢嘛，原來能賺錢，現在人們提起鄂爾多斯也不行了。我和我舅舅抵工錢已經抵了六套房六輛車了，一輛悍馬，一輛寶馬5系，還有一個豐田什么的。好車也沒用，也都不是我開，上次有朋友來了，說這個車不錯，借我開開吧，就開走了。”

　　“從這里回老家，要25個小時，去年我開著車回去，中間在河北睡了一會兒。覺得沒用多長時間。但是車還是不可能都開回老家去的。賣也賣不掉，誰要呢？”

　　葉財能的舅舅剛來鄂爾多斯的時候，給別人做沙發。后來就開始搞裝修，接的活兒又多又雜，除了房子不建，安裝玻璃、幕墻、雨棚、不銹鋼樓梯的扶手這樣的活兒都接。

　　“設計也做，效果圖什么的，有時候不想跑，設計師在東勝搞出來，就從電腦里傳過來給我們。”

　　葉財能的工友基本上都是他舅舅從老家帶過來的工人，一個活兒做完了就解散了，有新的活兒了包工頭再去找這些工人，大家彼此都是熟人。前幾年生意特別好，從2011年10月份開始，鄂爾多斯的房地產冷了下來。葉財能的舅舅做這一行時間長，還是不缺活兒。葉財能現在干活的地方是市政府的一個公租房項目，他們覺得這樣的項目好拿錢。除了這個項目，葉財能的舅舅還接了好幾個“公家的活兒”。

　　但是就在前幾天，在葉財能工作的工地上，有人跑到11層的高樓上要跳樓。那是一個湖南的包工隊，活兒干完了，卻找不到包工頭了。

　　“好像是搞土建的，打混凝土的。找包工頭找了三四趟都找不到，就到項目部要錢，項目部的人說你跟我沒關系，你要找就去找你們工頭，結果他就坐到了11樓上。”

　　“最后沒跳。來了兩輛還是三輛警車，帶著幾萬塊錢現金，才把他救下來了。我們坐那兒看了一上午。”

　　葉財能在鄂爾多斯待了兩年后回了老家，中間陸陸續續來回幾次，但是都沒待長。2007年是內蒙古解放60周年大慶，葉財能跟著他舅舅和幾個當地的記者喝酒。“結果兩個女記者就把我灌醉了，我連烤全羊都還沒有吃，到了第二天還吐啊吐啊的，這里的人真能喝酒。”

　　他在老家學了修車，還在當地的一個修車行里找了一份工作。只是一直沒找到媳婦，去年他又回到這里。

　　“在這兒找啊？不是不行，可是他們都叫我南蠻子。”他嘿嘿地笑起來，眼角皺起了一些細紋。停了好一會兒，他又喃喃自語道：“做完這個活兒就能回家了。”

　　不挖煤行不行？不行！

　　汽車從城區出發，行駛15分鐘后，道路兩邊逐漸空曠起來。

　　鄂爾多斯的城市化建設與中國很多城市攤大餅似的一圈圈向外擴張不同，而是在遠離中心城市的康巴什建了一座新城。因為距離原來的市中心太遠，從2004年啟動新區建設以來，居住人口只有幾萬人，被稱為“鬼城”。

　　當地人不以為意，也“鬼城”、“鬼城”地叫。偶爾也有人反駁說鬼城怎么了，人少居住環境好啊，為什么城市一定要那么擁擠？

　　康巴什自然不會擁擠，設計感十足的建筑群，在外來者初入鄂爾多斯的夜景中便能窺得一二。白天的康巴什更像是一個影視城，或者一個巨大的博物館，只是“參觀”的人的確是太少了。

　　我們的攝影師程泉原本準備拍一些能反映康巴什閑適悠然的市井照片，可是最終他還是只拍到一些優美的風景圖片—想在這里看到一個人，實在是太難了—不管白天還是黑夜。

　　“現在的康巴什就像一個小姑娘，才剛剛有點模樣，你不能指望她有多漂亮。”在康巴什一個寬闊的街角，鄂爾多斯市委黨校的大樓十分氣派，氣派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這里方圓幾百米只有這一座建筑。黨校副校長奇海林在堆滿書籍的辦公桌后對我們說。

　　“鄂爾多斯過去很窮，我1982年大學畢業回到這兒的時候，這地方根本沒人來。我們是計劃經濟，要服從分配，必須回來。”

　　初冬時節，鄂爾多斯的室外溫度已經降到零下10度，永不停歇的草原風刮得鏗鏘有力。而室內暖氣十足，溫度常常在25攝氏度以上，從寒風中走進室內的人，總能輕易地彌漫出一種溫暖的幸福感。

　　坐在電腦前的奇海林穿著淺色的條紋襯衫，頭發一絲不亂。前一天他剛剛從南方結束了一個培訓課程回到鄂爾多斯，幸好當時轉機到了包頭，否則因為這場雪而造成的鄂爾多斯機場關閉會擋住他回家的路。

　　“鄂爾多斯是一下子富裕的，2000年的時候財政收入還不到20個億，到了2011年，財政收入已經將近800個億，除了上繳國家的，地方財政每年可支配收入有360多億，相當于每天可以支配1個億。”

　　據說每年上報財政收入的時候，鄂爾多斯和其他地方是不一樣的，別的地區是匯總報一個財政數據，鄂爾多斯是把轄區內的區旗分別列出來。因為這里財政收入的數據太大，大到一個區的財政收入和一些地方的省級收入沒有差別。

　　“這個地方有三種類型的人富了。最早富裕的是從事羊絨產業的人，也就是大家常說的‘羊煤土氣’的羊。有一部分這樣的人是萬元戶、十萬元戶，最大也不超過百萬元。現在看也都不算是富了。”

　　“第二種人是上個世紀90年代拿著煤礦的人，從2000年開始到2011年，他們在鄂爾多斯煤炭的黃金十年里積累了財富。這個過程中，政府做了煤炭資源整合。煤炭產業轉型的時候，一些人退出來了，退出來的時候，他們得到了一大筆轉讓費。當時的1900多個煤礦最后剩下了200多個，所以計算鄂爾多斯億萬富翁的時候，我這里保守計算有1000多人，因為當時轉讓費都是1個億、2個億的，多的有十來個億，少的也有幾千萬元。而留在這個行業的人，就更富了。”

　　“這些拿到錢的人，一部分就去消費了，大部分人拿著錢投了房地產，這就啟動了鄂爾多斯的房地產行業。從2005年開始，一直到2009年，鄂爾多斯做房地產的都賺了錢。這就是鄂爾多斯第三批富裕的人，這些人賺的錢都在億元以上。”

　　在12年前，鄂爾多斯還不存在。2001年之前，鄂爾多斯叫作伊克昭盟。行政區劃比市級低。當時的鄂爾多斯除了窮，還面臨嚴重的沙漠化問題。但是煤炭價格上漲，帶來了鄂爾多斯急速的經濟發展。

　　“鄂爾多斯的轉型升級，一直在進行。從農牧業到工業，從工業化到城市化，都是轉型升級。我們現在的城市化率有70%，也就是說有70%的人是住在城市的。在改造環境上，也是下了大功夫的，牧區每年有禁牧期。把1900個煤礦整合到200個，不只是數量上的變化，也是煤炭產業的技術升級。但是這個地方不可能不采煤，就像糧食產區，不生產糧食干別的，那是說不過去的。”

　　“中國目前的能源結構中，煤炭占到69%。去年全國煤炭的開采量是34億噸，鄂爾多斯市有5.9億多噸。國家發展需要煤炭，所以我們不挖煤行不行？肯定是不行。”

　　誰綁架了誰？

　　對大多數普通的鄂爾多斯人來說，煤炭的重要性并不像它實際表現的那么明顯。相比之下，與更多人聯系密切、也更受關注的是鄂爾多斯的房地產。比如陳金柱(化名)，盡管他其實早已和房地產沒有了什么關系。

　　“2003年之前，在鄂爾多斯做煤炭的都是賠錢的。煤老板不受待見，開煤礦的被叫作煤黑子。說開煤礦的沒文化，是蠻漢子做的事，賺不了幾個錢，還天天把自己弄的黑黑的。煤礦都在荒山野林，環境又差，誰愿意去？但等煤炭起來之后，其他人再想進去成本就高了。”

　　陳金柱不是一時沖動才下海經商的人，也不是沒有頭腦、沒文化、全靠運氣才賺了錢的暴發戶，更不是看到別人做什么就去做什么的人。他做過的生意很多，從建筑裝飾到酒店，又到后來的房地產，還做過家具行業—現在他手頭最忙事和新建立的影視公司有關。

　　他在鄂爾多斯老城區的辦公室有兩間教室那么大。一部分鋪著被鋪，被隔起來掩著門作為休息區。空出來的部分，有一套樹樁做的茶桌、茶凳，一套長沙發，一個寬大的茶幾，一張巨大的辦公桌和一排書架，墻角放著一個巨大的魚缸。一個矮斗柜上還放著一個金光閃閃的地球儀，墻上有一幅他和歌手胡楊林在北大門口的合影。放了這么多東西，他的辦公室還是顯得十分空蕩。

　　“2008年，我就退出房地產了。當時看到經濟危機，形勢不太好，誰知道后來2009年又漲了一波。”

　　“我要是真有眼光，2008年就不會退出去，這樣我的資產也能多出好幾個億了。不過2009年賺了錢的，現在也有又套進去的。外人說房地產綁架了中國經濟的，有時候想想，房地產老板被誰綁架了呢？”

　　陳金柱高中畢業，又去上了中專，學的是工民建。中專畢業后他在一家設計院做了兩年制圖后，把工作扔了，考上了內蒙古林學院，學習室內裝飾。1993年，他大學畢業后被分到學校當老師。陳金柱沒有服從分配，到鄂爾多斯當時一個叫“二輕局”的下屬裝修公司上了班。

　　在裝修公司干了4年，陳金柱離開單位自己開了一家裝修公司。兩年后，一家做陶瓷的集體企業轉制，陳金柱就把那個工廠買了下來，工人們都是買斷工齡，他把廠子翻蓋成一個酒店，同時經營酒店和裝修公司。

　　“從1986年到1997年，我一直做的是制圖的活兒，那時候沒有電腦，一個三角尺，一個直尺，趴在桌子上畫，我整整畫了11年。辭職之后，自己的裝修公司加上酒店，兩攤子事兒，有一陣子壓力特別大。我這輩子確實活得很累。”

　　2002年，陳金柱賣掉了酒店。第二年，他和幾個朋友加入了房地產開發。當時鄂爾多斯的房地產剛剛啟動，他們開發的小區是該市的第一批商品房。

　　“2003年做房地產，挖一個坑就能蓋房子，不像現在要求嚴。我們那會兒剛動工，圖紙還掛在墻上的時候就開始賣房了，三天就賣掉一半。我們每平方米賣1600元，當時鄂爾多斯最高價是1850元。”

　　“到2005年，感覺就明顯了，一個是房子賣得好，另一個是物價一個勁兒地往上漲，物價一漲房價又跟著漲。外地人來我們這里做生意，都覺得房租特別貴。今年你過來看，我們這里有好多底商是空的，這種地方在去年以前是根本租不到的。”

　　退出房地產后，陳金柱在北京開了一家家具賣場，生意不好，沒多久就關了。然后他就在北京注冊了一個影視公司，同時也在鄂爾多斯注冊了一個影視公司，一個是為了審批方便，一個是為了當地政府的扶持政策。每個月陳金柱有一半時間在北京，一半時間在鄂爾多斯。他的影視公司已經拍出了一部動作片，正在等上映檔期。

　　“其實鄂爾多斯的老板挺好的，掙了錢都投資到了當地。我們這兒的投資環境好，而且，我們是能源基地，大家也都看好。雖然現在鄂爾多斯遇到了經濟危機，但是鄂爾多斯還會起來的，不是聽說煤炭價格已經起來了嗎？”

　　“鄂爾多斯地下探明的煤炭儲量有1600億噸，這是一個什么概念？就是我們鄂爾多斯去年的挖煤量是5億多噸，使勁挖，才挖了這么多。這樣計算的話，鄂爾多斯的煤還可以挖300年，而且我們還在不斷地發現新的大煤田。”

　　打不通的電話

　　唯一讓陳金柱感到不安的是民間借貸帶來的連鎖反應。

　　2012年11月1日，星期四下午5點左右，他匆忙結束了和我們的見面。后來我們才知道，他的一筆資金從一個朋友的賬上走了一下，卻被朋友拖著遲遲沒有轉給他。第二天是清還銀行貸款的最后期限，但是朋友的電話卻突然打不通了。

　　很多人把這次鄂爾多斯民間借貸危機稱為暴富的惡果。在富裕之后，尤其是通過一種簡單的方式快速獲得財富之后，人們喜歡上了以錢生錢的“便捷之路”。沒有人能說清楚鄂爾多斯的民間借貸風是從什么時候刮起來的—等人們回過神的時候才發現，身邊的人都在拿錢放貸或者幫人放貸。

　　一個在北京定居的鄂爾多斯人說，有可能是暴利行業滋生了民間借貸，那些最早開始做煤礦的人，借了親戚朋友的錢，幾個月之后就獲得了幾倍甚至幾十倍的收益。鄂爾多斯人天性淳樸，不好意思獨享這份收益，會拿出利潤的一部分還給當初借錢給自己的親戚朋友。

　　“你想，你從親戚那兒借了100塊錢，三天后，你用這100賺了300，你還好意思只還給別人100？一般都會多給人家5塊10塊的。把100塊換成100萬，都是一個道理。”

　　這股風潮在房地產熱中被推到了頂點。拿著高利貸的人，把錢投入到了利潤豐厚的房地產行業，房價上漲，放貸人的資金翻倍，新的資金重新涌入高利貸市場，一輪又一輪。但隨即，房價在去年房地產調控政策下冷卻了，熱起來的高利貸卻蒸發了—放貸人和借貸人，都被套住了。

　　鄂爾多斯人有一種外人不太能理解的邏輯：他們認為鄂爾多斯的煤是挖不完的，相信只要有煤炭，這個城市的快速發展就可以持續。這種認識是基于鄂爾多斯的富裕并不像中國其他城市那樣，是一小部分人的奇遇，而是整個城市的富裕。

　　借助煤炭經濟富裕起來的鄂爾多斯，將大量資金投入在城市化建設中，財富以拆遷補償的方式惠及到更多普通人身上，2011年，鄂爾多斯核心城區的拆遷補償高達每平米8000元。大部分鄂爾多斯人的原始財富都來自拆遷補償。而財富分配的另一個方式則是民間借貸。一般城市銀行的信貸總額為當地上一年GDP的130%，但是2010年GDP超過2600億元的鄂爾多斯，全市金融機構各項貸款總額(不含個人消費貸款)卻不足一半(數據來自《中國民間資本投資調研報告》)。這些數據表明，支持鄂爾多斯經濟發展的資金主要來自民間。

　　在鄂爾多斯，民間借貸的“官方月息”一般是2.5%。借出100萬，一個月后利息就2.5萬元，完全能夠滿足一個普通家庭的日常生活，這還是不算利滾利的收益。于是很多鄂爾多斯人借款到期并不急于取回本金，而是將利息和本金重新借出去。

　　煤炭、房地產和民間借貸形成了鄂爾多斯獨特的內循環財富分配鏈條。由煤炭獲得的收益，支持了城市化建設。城市化建設一方面刺激了房地產行業的發展，另一方面將財富通過拆遷補償的方式分配給更多人。人們通過民間借貸，將這部分資金又重新投入到煤炭和房地產。

　　一輪又一輪，像一場帽子戲法。

　　“你可不要把我給‘報道’了。回頭政府收拾我怎么辦？”

　　60歲的楊先生一開始就這樣聲明。這位在鄂爾多斯做了20多年實業的人，去年剛進房地產行業就被套住了。“現在做生意肯定難啊，到困難時期了，那還能怎么樣，還是要自己想辦法。”

　　他和20個多朋友一起投資了一個集餐飲、娛樂、住宿為一體的房地產項目，占地2000多畝—他投了2000萬元，占這個項目的3%。

　　“做了20多年自己的小生意，到最后沒忍住。我是后悔，辛辛苦苦20多年，一下子就套進去了。還能怎么辦？先等著吧。”

　　“如果再來一次，我肯定不會做房地產了，但當時誰也預料不到未來。”楊先生現在一心只想著把自己牢靠的小生意做下去。“我還準備收縮一下銷售線，以后我們的產品只固定在鄂爾多斯銷售。”他說：“一方面是顧不過來，再說了，做生意不是一定要把誰擠出市場，大家都能生存，我看就挺好。”

　　正說著的時候，一個電話打進來了。掛了電話，楊先生解釋說：“是銀行打來的，我給一個朋友擔保了貸款，現在他還不上。電話就打到我這里來了，我也沒錢，但是我跟他們說我不會躲起來。”

　　“如果不是去年這一遭，我多愜意啊，全國各地轉轉。現在不行了。我要是不在鄂爾多斯，銀行更不放心了。我就留在這兒，哪兒也不去，雖然沒錢還銀行，但是一打電話能打通，知道這個人能找到，大家就都踏實了。”

　　他歪在沙發上，臨窗抽起了煙，又坐了一會兒就起身離開了。走到門口，又轉身對我們說：要是因為你的報道了我出了什么事，我可要找你。

　　我們問了一個不相關的問題：“聽說鄂爾多斯有一個企業家聯盟，這個聯盟大約有五六十個會員，都以做實業的為主，為什么那里面幾乎沒有做煤炭生意的呢？”

　　“因為窮人和富人是不對話的。”他出門時這樣回答。

　　打車上廁所

　　這個城市最富的時候是值得懷念的。“第一天開出租，晚上回去一算賬，賺了300多塊。我就跟我媳婦說，照這么弄，咱們很快就能發財了。”出租司機馬建是沈陽人，去年年初剛剛到鄂爾多斯的時候，他心里一片光明。

　　“后來對道路熟悉了，賺得更多了，每天晚上回去都是千兒八百的，最多的一次有兩千多。那時候這兒的人有錢，得瑟。有一回來了一個人，說哥們兒你到前面廁所停一下。下去的時候給了20塊錢，就再也沒上來。那段路我瞅著也就200米。”

　　“平時把100塊錢一放，說不用找了的人也很多。有一次我提醒了一下，我說這是100，不是10塊。那哥們兒歪著腦袋不講理，說怎么著，我說的這是10塊就是10塊。”

　　“以前我們在火車站那塊兒拉活兒是要挑人的，人多的不拉，行李多的不拉，瞅著不順眼的也不拉。就那樣一天下來，想歇會兒也都沒時間。為什么那么多人？外面來這兒做生意的人多，都知道這兒有錢，上這兒淘金來了。”

　　“但是到了去年國慶節一過，就不行了，眼瞅著街上人就少了。好多回家的人都沒再來。等過了年再看，人又少了一茬。所以現在我們的生意也不行了。”

　　“這地方現在鬧得可慘了。有時候我們開車經過，看著蓋得好好的樓，掛個牌子賣不出去心里也挺不是滋味的。就是給房子和高利貸鬧的。”

　　2011年10月是鄂爾多斯的分界點。

　　之前，這個城市富得讓人嫉妒，之后，當地經濟和天氣一樣迅速轉入了寒冬。引發這場危機的是房地產和高利貸，危機后情況最糟糕的也是這兩個領域。在房地產最熱的2010年，市區人口只有65萬的鄂爾多斯，商品房銷售面積超過1000萬平方米，這個數據意味著每一個市民平均購買了超過15平方米的房子。當年鄂爾多斯的房地產企業有442家，幾乎每一個能源企業都有房地產開發項目。有人這樣形容鄂爾多斯模式：將地下的煤轉變為財富，然后存入地上的存錢罐—那些永遠也不開燈的房子。

　　10年間，鄂爾多斯的房地產價格從1000多元，漲到了最高2萬多。對比中國經濟最活躍的北京上海等城市，沒人能看懂鄂爾多斯人對房子的熱愛：在價格不斷高攀的房地產市場上，卻幾乎沒有二手房銷售市場；空置的商品房，即使沒有人租，也絕不降房租。投資房地產的鄂爾多斯人似乎更看重資產本身的升值，而非收益。

　　“說房地產不行，不行是被那些壞人搞壞的。我手里現在也還有幾千萬的房子，我是真正靠炒房子發財的，我也不回避什么。”一位姓宋的中年男人，坐在咖啡館的角落里對我們說。他身材矮胖，穿著咖啡色風衣。幾天前，他在微博上發了一條控訴鄂爾多斯房地產商的消息。他在微博里寫道：

　　“內蒙古鄂爾多斯興蒙集團老板杜霖原來是一名老師，后來靠民間非法集資起家，主要經營房地產，經濟危機出現后，他不積極應對，而是將自己的一名司機和同學推在臺前處理債務，他躲在幕后連電話都不接，然后以公司會議研究決議將所有債權人的利息從3月份開始停付，本金又不付給債權人。”

　　“我發微博，純粹是為了朋友。他們被坑了，錢被開發商拿走了，現在人也找不到。這個公司開了個會就說利息不還了。國家都說了保護銀行利息4倍以內的民間借貸，他憑什么說不還就不還了？”

　　“那個開發商跟我沒有什么關系。要說有什么關系，就是我曾經在他那兒買過房子，后來更名的時候，他黑心的收了我3%的更名費。這個費用純粹是房地產剝削購房人的錢，沒有一點法律依據。”

　　宋先生是鄂爾多斯人，大學畢業后回到了鄂爾多斯做財務顧問的工作。2005年買了自己的第一套房，后來跟著鄂爾多斯的房地產熱，邊工作邊開始炒房。他的專業性讓他在這次鄂爾多斯的經濟危機中沒有受到多少影響。

　　“像高利貸這種事情，政府就不應該護著那些人。我們去找政府，政府還對我們說‘賺錢的時候你們就賺了，現在賠錢就鬧起來？’話不是這么說的，賺錢的時候，大家都賺錢，財政收入沒受益？鄂爾多斯現在能發展這么好，民間借貸現在這么嚴重，政府沒責任？”

　　“我買的房子大多數是商鋪，沒受多少影響。但是弄完手里的我也不準備再搞房子了。我想清楚了，房子70年產權，這是投資品還是消耗品啊？我不準備弄了。”

　　“我身邊的幾個朋友在考慮移民的事情，我也在考慮，為了孩子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