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主播王德春神情緊張焦慮，十分疲憊。

　　對話女主播：我還有猛料要抖

　　《新民周刊》輾轉與王德春取得了聯系，并在11月26日按約定時間來到一座遠離黑龍江的南方城市后，才接到了王德春發來的告知具體見面地點的短信。收到短信后記者再撥打電話已關機。在當地一家咖啡館的包房里，《新民周刊》終于與“逃亡”中的女主播接上了頭，展開了“秘密”采訪。

　　12月1日，黑龍江省雙城市七屆六次人大常委會決定終止孫德江雙城市第七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資格。12月3日，經雙城市委研究決定，免去孫德江雙城市工業總公司總經理職務。

　　這個并不讓人意外的消息，12月3日突然出現在媒體上，距離“女主播”王德春發表揭發微博的時間是11天。從現有的信息看，相關部門在這11天里做了不少事：11月24日，雙城市紀委成立調查組。經初步調查核實，發現孫德江在處置國有資產問題上有違規違紀問題；11月26日，雙城市紀委決定對孫德江立案調查，雙城市委決定對孫德江停職接受調查。經過調查組深入調查，發現孫德江為王德春的母親王加榮辦理假退休的違紀問題。

　　但公眾并不會因為如此的“效率”而感到滿意——如果沒有一個“豁出去”的女人，孫德江這樣的“代表”，還要潛水多久？

　　“秘密”采訪女舉報人

　　2012年11月23日，名為“王流浪2012”的用戶在微博上發帖，以黑龍江省雙城市電視臺女主播的身份，舉報自己曾在雙城市工業總公司總經理、人大代表孫德江的脅迫下與其發生性關系。

　　由于舉報人與被舉報人的特殊身份，微博中的內容很快在網絡上引起軒然大波，短短幾小時，“王流浪2012”的微博就引起上萬粉絲關注，轉發更是達到了幾萬條。雙城這個位于我國最北方的縣級小城，也因此一夜之間變得人盡皆知。

　　發布微博后不久，微博賬戶被注銷。然而，十幾個小時之后，“王流浪2012”又恢復了微博的內容，并上傳了自己的記者證，證明其確為雙城電視臺主持人王德春本人，還在微博上公布了她的聯系電話，及孫德江的手機號碼。

　　雖然兩個電話自公布之日起，就一直處于關機狀態，但此次“王流浪2012”的微博卻會經常處于在線狀態，通過私信回答關注此事的媒體人提出的問題，并以實時更新微博的方式，針對公眾的質疑，對事件進行補充說明。

　　“王流浪2012”在微博中解釋，自己之所以在公布電話后一直關機，是因為懼怕孫德江的勢力，害怕孫德江通過電話定位找到自己，并做出對自己不利的舉動。

　　《新民周刊》輾轉與王德春取得了聯系，并在11月26日采訪到王德春本人。王德春對與記者的見面十分小心謹慎，在記者按約定時間來到一座遠離黑龍江的南方城市后，王德春才發來一條短信，告知具體的見面地點在當地一家咖啡館的包房里，并在發完短信后關機。

　　與微博記者證上自信滿滿的照片相比，現實中的王德春顯得有幾分憔悴，剛一見面，王德春就拿出包括記者證、身份證、普通話等級證及主持人職業上崗證等多張證件，再三向記者表示：“我的身份是真實的，我舉報的事情也是真實的。”

　　提到王德春舉報人大代表孫德江的原因，王德春哽咽著表示：“我的父母本來生活在雙城下面的農村，我能成為雙城電視臺的主持人，全靠自己的努力，本來我的生活應該是很美滿的，但孫德江的出現，把我的一生都毀了。”

　　王德春說，選擇微博舉報，是她走投無路的選擇，她曾經很猶豫，但最終選擇了眼下這條“危險”的道路。

　　懷孕7個月被強奸

　　按照王德春的說法，大概在1995或1996年時，她以出鏡記者的身份去雙城啤酒廠采訪，當時的孫德江是啤酒廠副廠長，兩人由此相識。

　　那次采訪之后，孫德江和王德春及其他幾名電視臺工作人員變成了朋友，經常請客吃飯。“當然也不止是請我一個人，每次都是大家一起去的。”

　　后來，孫德江聽說王德春當時的丈夫(以下稱“前夫”，2005年離婚)是從事法律工作的，還是一名兼職律師，就提出邀請她的前夫擔當啤酒廠法律顧問。

　　一來二去之下，王德春與孫德江逐漸熟絡，但兩人的關系很快變得“特殊”。在王德春的舉報中，孫德江不僅脅迫她與其保持男女關系，還在王德江懷有7個月身孕時進行性侵。

　　孫德江在雙城市是一個“人物”。提到孫德江阻止上訪的“業績”，雙城市一政府官員透露，雙城在國企改制的時期，出現過老國企職工們集體上訪事件，每次都是孫德江出面處理，“這個工作，一般人真干不了”。至于孫德江具體用了什么手段，該官員表示自己并不清楚。

　　王德春告訴記者，除微博外，自己已經實名寫信給中央紀委、黑龍江省紀委、哈爾濱市紀委，信件已經被以上部門簽收。

　　目前，該事件所有相關知情者均采取回避態度，拒絕與外界聯系。孫德江手機處于關機狀態，記者嘗試通過其工作單位與其聯系，但一直無果。雙城市外宣辦的工作人員28日在電話里向記者表示，目前辦公室里電話已經被各方記者打爆，在上面沒給出具體結果之前，他自己也很頭痛。

　　關于王德春舉報孫德江利用錄音對其進行脅迫強奸是否成立，華東政法大學法學院刑法教授沈亮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訪時指出：“脅迫手段，是指犯罪分子對被害婦女威脅、恫嚇，達到精神上的強制的手段。如：揚言行兇報復、揭發隱私、加害親屬等相威脅，利用迷信進行恐嚇、欺騙，利用教養關系、從屬關系、職權以及孤立無援的環境條件，進行挾制、迫害等，迫使婦女忍辱屈從，不敢抗拒。”

　　王德春所說的性侵一事，考慮年代已經比較久遠，也有相關律師表示：“強奸罪的及時證據很重要，否則很難認定。認定強奸罪的證據主要有當時的衣物、液體和傷痕等，這些證據往往時間長了就滅失了。所以即便真如王德春所說，她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受孫德江的脅迫，遭遇性侵，就目前的掌握的證據而言，也很難對孫德江定罪。

　　采訪中王德春表示，即使有關部門認定自己舉報孫德江性侵證據不足，無法定罪，也應該對孫德江變賣國企并從中獲利的問題依法立案調查，曾經因為上訪被孫德江派人打壓的啤酒廠、亞麻廠職工們，應該可以提供相關證據。再者，孫德江先后通過關系，辦理過包括自己母親在內的幾批啤酒廠的假退休職工，這些如果要調查，不可能沒有一點蛛絲馬跡。

　　十五年隱情

　　《新民周刊》：孫德江以什么手段脅迫你與其發生性關系呢？

　　王德春：一次大家一起去吃飯的時機，那時候我和他大概認識了一年左右吧。那天大家都喝了酒，飯后我和幾個人坐在孫德江的車上，由他開車一個個送回家。我當時喝多了，沒有注意到他把其他人都送了回去，唯獨把我一個人留在車上。后來他把車開到了一個僻靜處，開始對我動手動腳。我當時反抗了，我告訴他我們都有家庭，這樣做對不起各自的家庭，對不起我的前夫。但他沒有罷手，他一直說喜歡我，非常喜歡，說他注意我很久了，在我身上很用心。我那時處于醉酒狀態，沒有反抗能力，還是被他得手。這就是我第一次在他的強迫下，與他發生關系的整個過程。

　　《新民周刊》：你為什么會同意保持這樣的關系呢？

　　王德春：那次事情之后，我一直躲著他，他有幾次找我，都被我拒絕了。后來有一天，他突然找到我們臺里，將我帶到一個沒人的地方，給我聽了一段錄音，那是他在車里與我發生關系時，用一個小錄音機偷錄的。再次聽到那天的實況錄音，回想起那天的情景，我整個人都崩潰了。他威脅我說，如果我不答應繼續和他來往，他就把這段錄音放給我身邊的人聽，讓我在電視臺待不下去，讓我身敗名裂。出于萬不得已，我不得不與他保持這種性關系。

　　《新民周刊》：孫德江也幫過你家的忙？

　　王德春：孫德江聽說我的父母是從雙城的農村來縣城的，在雙城市沒有正式工作，于是提出利用社會關系，為我母親辦了啤酒廠的退休職工身份，當時的雙城啤酒廠是國企單位，我母親可以享受國企對退休職工的各項福利。

　　我當時覺得孫德江特別熱心，就答應了。為了疏通關系、上下打點，在這件事情上我們還給了孫德江一萬多元錢，當時我母親年紀好像已經超過了可以辦退休的年齡，孫德江還托人給我母親辦了假身份證，改小了年齡。

　　孫德江曾不止一次在很多人面前炫耀他的勢力，說有很多人花錢、托關系請他幫忙解決退休編制問題，這種事情他先后辦了好幾批，在熟識他的圈子中，這根本不是什么秘密，但我沒有確鑿證據，希望紀委能對此展開調查。

　　《新民周刊》：你是否想過將第一次的遭遇告訴你的父母或你的前夫，爭取獲得他們的幫助？

　　王德春：我是一個很軟弱的人，這件事情我不敢和任何人說。那時是1990年代，在雙城這樣一個閉塞的小地方，我又是電視臺主播，這段錄音對我而言就像現在的艷照門一樣，我無法想象這段錄音被我身邊人聽到的后果，我怕我的家人會受不了。就這樣，他一直不肯放過我，這種關系被迫維持了很多年。我的前夫也聽到過一些風言風語，他開始時覺得，可能是因為我電視臺主持人的身份關系，和孫德江難免有工作上的接觸，有人以訛傳訛也很正常。但其實我們的關系，在臺里已經是公開的秘密，很多同事可能以為我是自愿的，因為受他脅迫，我不敢在人前表現出不滿。

　　《新民周刊》：你是否想過通過一些方式離開他？

　　王德春：我一直在嘗試各種方法，讓他別再來找我。1999年我懷孕的時候，我托臺里的一位領導，幫我請求孫德江，希望他放過我，不要再來糾纏我了，讓我好好把孩子生下來，以后在家相夫教子。但孫德江不但不答應，還氣急敗壞地說了許多狠話，用我的名譽和我的家人安危來威脅我。

　　最惡劣的是1999年12月，在我懷孕7個月的時候，有一天，我丈夫恰巧不在雙城，孫德江不知從哪里得知了這個消息，就去我家里找我。我當時很害怕，他一直在樓下按單元防盜門的門鈴。后來，不知道他通過什么途徑進了單元，開始一直在我家門外敲門，還很大聲地喊我。我怕驚動了鄰居，造成不好的影響，加上他當時只是說要和我談談，保證不碰我，所以我就開了門。

　　可沒想到他一進門就把我往屋里推，我挺著大肚子苦苦哀求他，但他根本不理會……那次過后大概兩三天，我就出現了見紅現象，我一個人偷偷到醫院開了保胎藥。后來前夫發現我有流產跡象，我說是因為一個人在家時，高處拿東西的原因。后來因為這事，我在孕期的身體狀況一直不是很好，精神也處于長期高度緊張狀態，導致生產時也不順利，造成女兒大腦缺氧，在醫院住了半個多月才出院，還好孩子后來沒留下什么后遺癥。

　　“后臺”錯綜復雜

　　《新民周刊》：你為什么這么怕孫德江？

　　王德春：孫德江在雙城有一位市委領導做后臺，但我不能告訴你這個人的姓名及職務。

　　孫德江在雙城市一直十分囂張。他對男女的事毫不避諱，大家一起吃飯的場合，他還把占有多少女人作為資本拿出來炫耀，這些事情他的妻子也從不過問。

　　他曾公開說，他有好多個“丈母娘”，被他染指過的女人，據我所知道的，除了我還有三個，一個后來去了韓國，還有一個迫于他的壓力最終也與丈夫離了婚，還有一個現在就在他的手下做事。我不知道她們是自愿的還是像我一樣被迫的。

　　《新民周刊》：據我們的了解，你與前夫家的親屬還保持著往來，你前夫的父親生前也是雙城市委的領導，前夫的弟弟目前也在雙城市紀檢委任職。你有這樣的人脈關系，為什么還會受孫德江的威脅？

　　王德春：孫德江的后臺比我身邊的人更強大。

　　我舉報以后，孫德江動用在雙城的勢力，向我身邊的人施壓。我剛開始有舉報孫德江的想法時，雙城市廣電局一位領導曾表示支持我，之前為了躲避孫德江，她也曾把我在電視臺的編制，從主持人崗位調到總編室，這樣可以不用天天上班，方便我經常去外地，遠離孫德江。但現在這位領導態度忽然轉變，這一定與孫德江向其施壓有關。

　　《新民周刊》：你有什么證據這么說？

　　王德春：我有兩段和這位領導的電話錄音。

　　錄音：“孫德江通過別人找我了……德春你還有孩子、還有父母，你就活得那么自私嗎？……你通過這事還能把孫德江整死嗎？你不能把他整死，過三五年不是還得面對他？”

　　“事情已經發生了，你的損失已經夠大了，要把損失降到最低，不能再糊涂。再這么繼續下去的話，你繼續還會有損失。……今天孫德江的朋友找我了……我覺得你找一個中間人，向孫德江提出要求，要是他能答應，那么大家都好……”

　　《新民周刊》：你2005年已離婚，且又離開了雙城市，去了哈爾濱工作，應該不必再忌憚孫的威脅，為何后來還與他有瓜葛？

　　王德春：2006年至2007年間，前夫的父親得了癌癥，孩子沒有人照顧，我不得不經常回到雙城。

　　我在哈爾濱時孫德江就多次通過發信息向我表示，我逃不出他的手心，只要是他看上的人，這輩子都休想擺脫他。后來我回到雙城，孫德江又來糾纏我。離婚后，孫德江還威脅我家人的安危，經常說“你全家都別想好”這樣的的話來恐嚇我。

　　《新民周刊》：孫是那種窮兇極惡的人？

　　王德春：絕對是一個心狠手辣的人，他精通向上爬的手腕，從雙城市啤酒廠的一名普通搬運工，到啤酒廠的副廠長，后來是又當上了雙城市招商引資局的一個分局局長，現在已經是雙城市工業總公司總經理。

　　在這當中，孫德江曾經動用自己的黑道關系，先后打壓過雙城市啤酒廠職工和亞麻廠職工的兩起上訪事件。原因是在這些廠在國企轉私有的改制中，一些負責商業部門的領導從中謀取私利，侵犯了廠里職工們的合法權益，職工因此上訪，但都被阻止。

　　為了讓一個上訪戶“服軟”，他動用黑道人士，一連半個月，每天半夜往那戶人家的院子里扔菜刀，在這種恐嚇下，那名上訪戶最終不再鬧了。在雙城，孫德江被人們背地里叫做“牲口”。

　　這都是孫跟我在一起的時候，出于炫耀或恐嚇等目透露給我的，我當時沒有留錄音證據，但希望有關部門，能夠根據自己的舉報進行查實。

　　孫德江涉嫌洗錢？

　　《新民周刊》：從與孫德江第一次發生關系至今已經過去了十多年，你說你甚至通過自殺的方式，希望擺脫孫德江的糾纏。那么為何到現在，才通過微博舉報孫德江呢？

　　王德春：為了擺脫孫的糾纏，我曾在2001年響應臺里的離崗創業政策，以“養牛”的名義停薪留職，去了哈爾濱。這期間，我曾經和其他人一起做過酒生意，但最終以失敗告終，導致我在銀行欠下一些債務。2008年，臺里離崗創業政策到期，我只能再次回到臺里上班，而那時銀行的貸款也面臨著到期歸還的問題，如果不還，會被銀行起訴。

　　為了償還銀行的貸款，我賣掉了自己的豐田轎車，但還有15萬的漏洞。這個事很快被孫德江知道，他找到我，表示愿意借錢給我，但要寫下借條。

　　我當時覺得，即使不接受孫德江的錢，也會被他用其他方式脅迫，與其被銀行起訴，讓自己走投無路，不如先用孫德江的錢把借款還上。這筆錢我一開始就沒打算賴掉不還，所以當孫提出要欠條時，我想都沒想就寫給了他。

　　接受了孫德江的錢之后，他對我的無理要求開始變本加厲，甚至提出“隨叫隨到”。

　　《新民周刊》：這之后孫德江還幫你開過一家廣告公司？

　　王德春：孫德江后來以幫助我盡快賺錢還債為名，利用他的關系，幫我成立了一家名為“浚德傳媒”的廣告公司。但我屬于電視臺在編人員，按規定不能用自己的名字注冊公司，所以把公司法人注冊為我妹妹。公司成立后，我發現孫德江根本不是為了幫助我賺錢，而是希望通過廣告公司，幫助他的利益集團洗錢。

　　《新民周刊》：你為什么有這個懷疑？

　　王德春：他們曾經將來路不明的錢打到公司賬上，再讓我將錢提出來把錢還給他們。

　　我的公司從成立到倒閉，只接過一單生意，是孫德江幫忙牽線搭橋的，承接雙城市戶外廣告牌制作的政府工程。經濟局的一位領導拿到我的策劃案后，說這廣告生意我一家公司做不了，提出分給另外一家公司一半，讓我先后改了兩次報價，第一次他們說報價太高，讓我改低一些，我盡量壓縮了公司利潤，將報價降低了十幾萬。后來，這位領導又找到我，說要給市里某一位領導送禮，讓我把報價調高，但我依然只能拿到調高之前的金額，多出的部分由他們拿去上下打點。

　　這樣一來，這一單生意，我只賺了1萬元左右。而在那之后，他們再也沒有讓我接過業務，公司幾個月都是零收入、零報稅，不久就倒閉了。

　　《新民周刊》：公司倒閉是你舉報他的導火索？

　　王德春：公司倒閉后，孫德江一邊催促我還錢，一邊繼續對我進行脅迫，他說，即使我以后再與別人結婚，他這邊也要隨叫隨到。

　　一次親戚聚會中，我忍無可忍，說孫德江再逼迫我，我就要告他。

　　一位親戚替我鳴不平，就以我的名義寫了一張紙條，送到孫德江所在的雙城市工業總公司的收發室。紙條上寫道：“錢我現在沒有，這么多年我忍你也忍夠了，你如果再這樣逼迫我，我就去告你。”

　　拿到紙條后的孫德江氣急敗壞，他聯系不上我，就找到我電視臺一位姓楊的同事，讓她帶話給我，說不管我還不還錢，都要將我置于死地。

　　我走投無路只好逃離雙城市，考慮到孫德江可能對我家人進行報復，我最終決定通過微博的方式，實名舉報孫德江。

　　我這么做，不是為了不還錢，現在我已經攢夠了15萬元，隨時可以還給孫德江。但這么多年來，在他的威脅下，我受了這么多折磨，一定要有說法！

　　記者｜王若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