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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心臟支架使用比例明顯偏高，存在過度使用現象

　　江蘇徐州的范阿姨感覺胸悶難受，到了醫院后做了心臟造影檢查，醫生建議做支架介入治療。最后，范阿姨心臟被放了兩個支架，雖然兩個支架光材料費就達到3萬元，但劉阿姨一家人都覺得值，因為改善胸悶的效果非常明顯。

　　北京市一家三甲醫院的心內科主任告訴記者，我國的心臟支架使用率約為人均1.7個。記者根據這個數字算了一筆賬，以公開報道的2009年全年介入治療手術約23萬例計算，一年被植入心臟的支架達到40萬個。2010年我國心臟支架的使用數量預計達到50萬個。按每個支架1.5萬元計算，僅耗材一項花費約75億元。

　　治療冠心病，改善其心臟血管狹窄或堵塞的癥狀，可以通過藥物治療、搭橋手術、支架介入等3種方法來實現。隨著技術的進步，創傷小的支架治療成為越來越多患者的首選。然而，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安貞醫院心內科副主任聶曉敏告訴記者，支架介入在短期內能明顯改善胸悶、氣喘等癥狀，但是也有適應癥，而且遠期來看，仍然有發生心血管再狹窄的風險。即便如此，做介入治療的醫院越來越多，很多二級醫院也在開展。

　　據介紹，有些介入治療的病例完全可以用藥物治療代替，而搭橋手術也沒有大家想象中的風險那么大。根據國外經驗，搭橋手術和支架介入手術應保持合理的比例。相比之下，我國心臟支架使用比例明顯偏高，存在過度使用現象。

　　出廠價與患者購入價之間相差六七倍，是正常的

　　一方面是有的患者支架放入過多，一方面是有的患者想用卻買不起。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支架過于昂貴。

　　今年“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董協良在提案里揭露了醫療器械市場上存在的黑幕：“一個國產的心臟支架，出廠價不過3000元，可到了醫院便成了2.7萬元；一個進口的心臟支架，到岸價不過6000元，到了醫院便成了3.8萬元。”

　　事實是否如此？曾在歐美駐中國公司長期從事藥品、醫療器械銷售工作的陳先生講述了其中的大體規律。他告訴記者：“心臟支架的出廠價與患者購入價之間相差六七倍，是正常的。”

　　以范阿姨使用的進口支架為例，醫院賣給她的價格約為2萬多元，那么銷售商的進貨價則約為6000元。中間的加價部分，很大比例給了醫院和醫生，包括回扣、贊助學術會議等。

　　一般來說，外國公司不會直接把產品從本國賣到中國內地，因為稅費等各種成本太高，所以往往先在香港或新加坡等設分公司，再將產品賣到中國內地。由于一個進口支架真正賣到患者手上，需要經過很多環節，所以最終價格內地比香港、臺灣貴得多。

　　國產支架會不會便宜點？據陳先生介紹，心臟支架對企業的研發能力要求非常高，我國企業目前還沒能達到如此高的水平，因此，價格稍微便宜些。

　　記者又找到另一名從事醫療器械銷售的何女士繼續求證。她說，一般來說，環節越多，價格越高，高值耗材的利潤相對來說更高。

　　整個利益鏈的每個環節，都會在高價產品中分一杯羹

　　天津市一所重點大學的李教授一直致力于研究物流領域，她向記者講述了這個龐大利益鏈的各個環節。

　　從醫院開始的鏈條顯示，醫院提出的采購需求計劃最終決定權掌握在一些關鍵人物手上，如各科室主任、醫院負責人及有關人員。如果進口的器械，需要向市級有關部門提出采購計劃，大型的醫療器械采購需要通過專業的公司進行招標。因此，這個鏈條包括了醫院各利益相關人、采購決策人、招投標有關負責人等。

　　從廠家開始的鏈條顯示，廠家要先進行產品注冊審批才能上市，銷售時分長期銷售代理和短期代理兩種。長期銷售代理一般會發展各地的一級、二級等多級代理商，終端銷售商負責公關醫院，把器械賣給醫院。這些經銷商的門檻較低，兩三萬元就可進入。這一鏈條包括了生產廠家、各級代理商、醫院相關人員等。

　　“以藥養醫機制的作用，催生了一些不合理利益鏈條，如掛靠、成交、過票等環節。”李教授說。由于整個鏈條缺乏監管，也沒有有力的懲戒手段，心臟支架等醫療器械、耗材的流通過程十分混亂。

　　“尤其是高值耗材，型號復雜，價格昂貴，醫院不可能備齊全套。如骨科耗材需要手術時才能定下來。有些醫生直接讓患者買，或從國外帶回來賣給患者。”北京中醫藥大學教授卓小勤說。

　　卓小勤認為，企業定價越高，醫生為了獲得更多利益，就越愿意推薦這個產品。產品賣得好，醫院和企業都得利。很快大家蜂擁而上都來生產這個產品，使得負責產品流通的銷售企業越來越多。由于只有新產品才可以重新定價，為了定個高價，企業就不斷申報新產品，這些都需要政府審批。在鏈條的末端，醫生通過多種形式的回扣來獲取經濟利益。整個利益鏈的每個環節，都會在高價產品中分一杯羹。

　　這個利益鏈產生的根源是“以藥養醫”。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于醫療資源不足，國家就給了“以藥養醫”的政策，即在藥品、醫療器械采購價基礎上允許一定比例的加價，作為醫院維持發展的經費。這直接造成一系列連鎖反應：第一，市場得到信號，定價越高越好銷，這是導致醫療器械價格和很多藥價虛高的最直接原因。第二，大家發現做藥、做醫療器械賺錢，于是盲目建藥廠、醫療器械廠，而且都是小型的、低水平重復。這些企業要生存，就采取一些非常規手段——虛高定價、給回扣。于是，整個產業結構變得混亂。比如醫藥代表的本職是介紹新藥品和器械，讓醫生能盡快掌握其用法。但如今醫藥代表的主要職能成了“做回扣”，而醫生成為賣產品的“商人”，得到的“回報”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