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察日報社主辦《方圓》雜志總第289期封面。

　　近代盜墓考

　　在現代化的盜墓活動中，小說中具有傳奇色彩、乃至孤膽英雄式的盜墓者越來越少，親自動手的盜墓賊必須為偷來的文物找到東家，才能換取更為實用的金錢。這也被業(yè)內人稱為“出貨”

　　在中國，從有墓葬的那一天起，也就有了盜墓者。歷史上記載的被盜最早的墓葬是距今約3600年的商朝第一代王商湯之冢，這座古墓在距今約2700年的西周時期就被盜了。

　　《莊子》、《呂氏春秋》等古籍中已經有關于盜墓技術的詳盡記錄。

　　到了近代中國，盜墓行為蔚然成風。在全國形成了洛陽、長沙、東陽、淅川四大盜墓基地。洛陽和長沙以盜墓行為最瘋狂、盜墓技術革新最快而著稱；而東陽和淅川，一個位于皖蘇交界線，一個位于豫、鄂、陜三省交界處，地形復雜，古墓群聚集，形成兩支盜墓大軍。這些盜墓者就像搬家的螻蟻一樣，一點點地把深藏地下的珍奇異寶掏空了。

　　中國還有沒被盜過的墓嗎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的盜墓行為越來越猖獗。據有關統(tǒng)計，全國每年被盜的古墓高達數萬座。

　　“能碰上一處沒有被盜過的墓葬的機率是千分之一，碰上一處沒有被盜過的墓葬群的幾率則是萬分之一的幸運”，陜西考古研究所副所長張建林曾如是說。

　　進入新世紀以來，各類盜竊古墓和文物案件又進入一個高發(fā)季。

　　2009年12月至2010年6月，公安部和國家文物局在山西、內蒙古、安徽、山東、河南、湖北、陜西、甘肅、青海9個省區(qū)部署開展了“全國重點地區(qū)打擊文物犯罪專項行動”，僅僅7個月的時間就偵破文物案件541起，打掉犯罪團伙71個，抓獲犯罪嫌疑人787人，追繳文物2366件（套），包括國家一級文物14件、二級文物156件、三級文物376件。

　　翻開一個個案卷，無不觸目驚心：2008年4月至2009年1月，長沙市岳麓區(qū)、望城縣、長沙縣、瀏陽市等地連續(xù)發(fā)生11起盜掘古墓葬惡性案件，包括西漢長沙王陵及貴族墓在內的20余座古墓葬被破壞，損失巨大，影響惡劣，震驚全國。經公安、文物部門近7個月的奮戰(zhàn)，該案成功告破，捕獲犯罪分子53人，徹底摧毀一個橫跨8省20余市縣的特大犯罪團伙，追繳被盜文物304件，其中國家一級文物12件、二級文物48件、三級文物89件。案件主犯被分別判處死刑、無期徒刑。

　　2008年10月18日，河南省淅川縣公安局刑警大隊抓獲盜掘古墓葬的犯罪嫌疑人王樂、李軍峰等人，經搜查從王樂住處搜查到部分贓物，另從王樂住所搜到仿64手槍一支，子彈4發(fā)和雷管94枚。包括戰(zhàn)國編鐘等一批珍貴文物至今尚未追回。

　　2009年初，山東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曲阜市姜村古墓被盜，山東、河南等地犯罪分子30余人交叉結伙，組成多個犯罪集團，使用鋼釬、洛陽鏟、炸藥等工具，通過掘洞爆破等危險方式，對姜村古墓大肆盜掘，盜得玉器、金器、銀器、銅器、漆器、水晶制品等大量珍貴文物，倒賣后獲贓款近千萬元。多件珍貴文物尚未追回，損失無法彌補。

　　2009年12月22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趙王陵4號墓被盜；2010年1月6日， 4號墓再次被盜。6名盜墓犯罪嫌疑人被當場抓獲，并從盜洞中繳獲一批鐵錘、鐵鍬、鋼釬等作案工具。6名盜墓犯罪分子均被司法部門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2010年10月，秦東陵被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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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都是誰在盜墓

　　古陵墓因藏品豐富，素有“地下博物館”之稱。盜墓者多了，上至帝王將相，下至販夫走卒，無不對“地下博物館”的豐富藏品垂涎不已。分析近3000年來的盜墓者，無非有四種。

　　一種是帝王將相和社會地位極高的人。由于他們能夠動用更多的社會資源，其盜墓“水平”絕非一般人能比的。如“鞭尸三百”的伍子胥，“楚人一炬，可憐焦土”的西楚霸王項羽，“亂臣賊子”董卓，舉兵發(fā)掘漢王室陵墓的呂布，盜挖清東陵被世人罵為“國盜”的孫殿英，歷朝歷代的“高檔盜墓者”俯拾皆是，不勝枚舉。

　　一名從事過盜墓行業(yè)的人稱，“現在的某些高官也有直接或間接參與盜墓活動的，有些古董販子看到一些高官喜歡收藏古董覺得有機可乘，就和一些盜墓賊勾結，挖出了好東西由古董販子直接送到這個領導家里，然后再由某個企業(yè)的負責人去買單。這個高官實際上成了盜墓賊出貨的下線的下線，成為整根利益鏈條中的一員。還有一種就是某些手中握有實權的執(zhí)法人員，在查辦盜墓案件的過程中，偷梁換柱，用贗品把價值百萬甚至千萬的古董換走了，偷偷據為己有。久而久之，成為另一種形式的潛規(guī)則。”

　　另一種是現代化水平極高的專業(yè)盜墓賊。他們不再使用鐵鍬、鎬鋤等原始盜墓工具，而是運用從洛陽鏟到金屬探測器、遙感技術、紅外探測器甚至大型挖掘機等現代化的“盜墓”器具，采用工兵定向和擠壓式爆破技術，大肆盜掘古墓葬，竊取珍貴的地下文物，犯罪呈暴力化、專業(yè)化、集團化趨勢。

　　第三種則是專業(yè)考古隊員和文物管理人員監(jiān)守自盜。像1990年7月，古長安城的澧鎬遺址大量陶器被盜。事后的調查表明，這批盜墓者中的相當一部分曾經在考古隊工作過，具有相當水平的探墓經驗和發(fā)掘水平。而剛剛被處以極刑的河北承德文物大盜，本身就是承德市文物局外八廟管理處文保部主任。

　　最后一種是販夫走卒之流的“低級盜墓者”，古有北魏時期發(fā)掘商湯冢的河東人張恩、黃巾軍眾多“農民戰(zhàn)士”盜墓者，近有盜掘清東陵的王紹義等。最近的一次是去年年底剛剛告破的淅川楚王墓被盜案，11個人中幾乎都是當地農民，其中的“何氏六兄弟”平常在丹江利打魚為生。

　　盜墓后的“出貨”

　　事實上，盜墓活動中最常為外人所津津樂道的盜墓賊，僅僅是以“盜墓”為中心的整條利益鏈的低端環(huán)節(jié)。

　　“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盜墓發(fā)展已經完全是集團化、專業(yè)化、智能化。有些團伙已實現盜掘、販運、倒賣、走私出境一條龍，環(huán)環(huán)相扣。盜墓的集團化、專業(yè)化、智能化與文物走私結合在一起，挖掘出來的文物很快通過走私渠道流到國外。”中國國家文物局研究院、中國文物學會副會長李曉東給記者總結了現代化盜墓的特點。

　　以湖南“12·29”系列盜墓案為例，盜墓者由三個犯罪團伙交叉參與盜墓，實行資金提供、設備投入、勘探古墓、盜掘墓葬、銷售分贓的“一條龍”作業(yè)。

　　這樣的背景之下，在現代化的盜墓活動中，小說中具有傳奇色彩、乃至孤膽英雄式的盜墓者越來越少，親自動手的盜墓賊必須為偷來的文物找到東家，才能換取更為實用的金錢。這也被業(yè)內人稱為“出貨”。

　　據河南古玩界的趙先生透露，不同種類的盜墓者有不同的出貨途徑，大體上可以分兩種。低級盜墓者一般只是當地的農民或者好吃懶做的小毛賊，他們在干農活或在野外轉悠的時候偶然發(fā)現了古墓，利欲熏心，組織一幫子當地人挖坑盜墓。像古墓群分布較多的淅川和東陽就有一批這樣的農民盜墓大軍。他們挖出東西后很難找到買家，只有將文物藏匿在家里，在本省的古董文物市場里打探消息，慢慢找買主。即使找到買主，也往往以很低廉的價格被文物販子收走，進入流通市場，先是縣里、市里，然后慢慢倒騰到北京，擺在某個古玩店的紅木櫥子或保險柜里，身價倍增，和當時出土的古墓再無半點關系。

　　另外一種則是李曉東所說的專業(yè)化盜墓者后面的“東家”。這種東家對盜墓者也是有要求的，一般他們只找那些比較專業(yè)的、有成熟盜墓經驗的資深盜墓賊。他們之間只是一種雇傭關系，古墓也是東家自己負責尋找，在盜墓之前雙方就談好傭金。盜墓賊只負責把東西從墓里挖出來交給東家就算完事了。這種躲在后面的“東家”一般都是神通廣大的人，可能是個手眼通天的大人物，也可能是浸淫古玩行當多年的老江湖；出貨以后，一般不通過國內的古玩行倒手，直接就想辦法倒到境外了。據說他們不僅能把各種關系協(xié)調好，手里甚至還有假軍牌，以便于在關鍵時刻蒙混過關。

　　盜墓致使文物流失嚴重

　　經過上述兩種出貨途徑的洗禮，很多被盜文物搖身一變有了“合法”身份，甚至堂而皇之地躺在知名拍賣行的展臺上。

　　2002年3月，陜西省公安、文物部門在破獲一起盜掘文物案件時，發(fā)現美國蘇富比拍賣行即將拍賣該省西安市西漢皇陵被盜的6件陶俑；1994年6月，河北曲陽縣文物部門發(fā)現五代時期王處直墓被盜。2000年2月，國家文物局獲悉紐約佳士得拍賣行將拍賣王處直墓中被盜的彩繪石雕像……

　　從歷史上看，中國文物流失海外幾乎是一段眾所周知的歷史。鴉片戰(zhàn)爭以后，一些外國不法分子直接與盜墓者勾結，結成盜墓與盜賣這一完整的“流水線”。如長沙的職業(yè)盜墓者“土夫子”曾經結成團伙，劃定盜掘“勢力范圍”，與中外古董商密切勾結，瘋狂盜賣。著名的長沙子彈庫楚帛書，就是1942年由長沙“土夫子”盜掘出土，后來又流失到國外的。

　　“也有的地方發(fā)現，一些國外的買家指使境內的一些人踩點，再雇當地的人挖，挖出來以后直接走私出境。”李曉東提及這一點就顯得憂心忡忡。

　　“新疆羅布泊地區(qū)差不多給全球文物商提供了超過30%的古代干尸‘貨源’，河南和山西石窟的地上雕刻和陜西唐代古墓的地上石刻、石像更是海外文物市場搶手的高價品”，陜西文物專家秦仲華說。

　　“法國吉美博物館的中國瓷器最全，美國大都會博物館的中國繪畫藏量最多，而大英博物館則以2萬多件中國歷代的珍稀文物自傲。據文物界最保守估計，至少有上百萬件中國文物流落到世界上的47個國家”，秦仲華為此感到痛惜。

　　除了盜掘、盜搶、走私文物等犯罪活動給文物安全帶來嚴重威脅外，法人違法破壞文物案件也屢禁不止。

　　“近年來，很多地方政府為了發(fā)展本地經濟，都將旅游作為發(fā)展經濟的支柱產業(yè)，紛紛挖掘本地的文化旅游潛力，實施掠奪性和竭澤而漁式的開發(fā)利用，將古文化遺址、古墓葬、名人故里等開發(fā)成旅游景點，招攬游客。這種開發(fā)一方面促進了古墓保護工作的開展、提高了大家的文物保護意識，另一方面又提高了當地的知名度，增加了收入，可謂是一舉多得。但是不可忽視的是，很多地方在開發(fā)過程中過分追求所謂的經濟效益，忽視古墓保護的重要性，急功近利，導致很多古墓在開發(fā)過程中受到了破壞，造成了令人心痛的損失，這無疑是不可取的”，北京市岳成律師事務所的律師岳山對《方圓》雜志記者說。

　　呼喚專門的古墓保護法規(guī)

　　古墓保護是文物保護的重要內容，也是確保文物安全的一個最關鍵環(huán)節(jié)。

　　禁止盜墓的法律，在先秦時期就已經出現。據《呂氏春秋》記載，當時對于“奸人”盜墓，已經有“以嚴威重罪禁之”的懲罰措施。《淮南子》中有“竊盜者刑”、“發(fā)墓者誅”的內容。《魏書》記載，北魏文成帝出巡，看到“有故冢毀廢”，詔曰:“自今有穿毀墳隴者斬之！”這也是“穿毀”冢墓已經被法令嚴厲禁止的證明。

　　近年來，我國文物保護的立法進程不斷加快。2002年和2007年，短短5年內，我國兩次對《文物保護法》進行修訂。2003年《文物保護法實施條例》開始施行。2007年《文物進出境審核管理辦法》正式施行，2009年《文物認定管理暫行辦法》正式施行。新的法律法規(guī)對于文物保護工作所起的作用正在日益顯現。

　　但我國目前的古墓保護相關法律法規(guī)的立法工作卻明顯滯后。

　　目前主要的文物保護法律法規(guī)，諸如《公安部、國家文物局關于嚴厲打擊盜掘古墓葬犯罪活動的意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盜竊、盜掘、非法經營和走私文物的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中華人民共和國考古涉外工作管理辦法》等均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制定的，不但不能和近年來我國新頒布的法律法規(guī)相銜接，而且內容規(guī)定滯后，已經不能夠滿足當前文物保護的要求。如《文物保護法》第七十條規(guī)定，文物收藏單位未按照國家有關規(guī)定配備防火、防盜、防自然損壞的設施尚不構成犯罪的，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門責令改正，可以并處二萬元以下的罰款。

　　“這種處罰顯然較輕。”岳山說，“目前的古墓保護主要依托的法律是文物保護的相關法律，但是目前，文物保護相關法律法規(guī)的位階普遍較低，多為‘條例’、‘辦法’，甚至是‘暫行辦法’，面對當前嚴峻的古墓保護形勢，這些法律效力較低的‘條例’和‘辦法’難以發(fā)揮作用。”

　　“從《刑法》的內容來看，關于古墓保護的規(guī)定不可謂不嚴，量刑不可謂不重，但是究其根本來看，都是事后懲處，犯罪類型也多是結果犯。新修訂的《文物保護法》對文物保護的法律責任規(guī)定得較為詳細，但也多是文物、古墓等遭到破壞后的責任。而對于不符合文物保護安全管理制度的行為，包括不符合古墓保護要求的行為，處罰較輕。” 岳山認為。

　　“我國目前在法律這一層級上還沒有單獨的古墓保護的法律法規(guī)。而文物保護的相關法律法規(guī)的內容政策性表述較多，很多要求并不具體。這就導致文物的保護措施和重視程度受各地的經濟發(fā)展影響，重視程度都不盡相同。在一些經濟條件較好的地區(qū)，文物保護的技術水平較高，古墓的安全工作開展較好；而在一些經濟欠發(fā)達地區(qū)，文物管理工作開展便較為困難，古墓保護的形勢便十分嚴峻，令人擔憂。這種現狀亟需頒布單獨的古墓保護法律法規(guī)。”

　　專家呼吁建立古墓保護防范體系

　　曾主持《文物保護法》修訂領導小組工作的李曉東在接受《方圓》雜志記者采訪時指出：“古墓葬保護確實是個難題，首先是文物保護人員投入不足。分布眾多的古墓葬增加了看護的難度，需要大量的人力。而各地區(qū)的經濟等條件限制了人員的投入。如內蒙古巴林右旗的土地面積是1萬平方公里，有古遺址、古墓葬500余處，其中古墓葬200多處，僅一個遼代皇家陵墓慶陵就占地52平方公里。往往出現管理上的‘真空’。” 更遑論諸如河南淅川這種擁有大量尚未發(fā)掘古墓、也就談不上保護的地區(qū)。

　　“還有，在文物保護人員與文物犯罪分子的較量中，文物保護人員所運用的技術手段始終處于下風。”李曉東介紹說。“目前盜掘古墓犯罪往往是具有國際犯罪背景，事實犯罪時一般是集團化，少到幾人，多到十幾人共同犯罪，而且裝備有精良的交通工具、通訊工具、盜竊工具和野外作案的生活用具。盜掘時利用現代化的金屬探測儀和洛陽鏟相結合，采用爆破或挖掘的手段。有一次得知慶陵被盜的消息，當地文保部門趕到現場時已是幾天后的事了，犯罪分子早已裹脅著文物逃之夭夭。”

　　在文物專家看來，文物經費投入不足，也是古墓保護難以落實的一個重要原因。文物保護法要求各級人民政府將文物保護經費納入財政預算，但20多年來，一些老、少、邊、窮地區(qū)，文物保護經費仍然不能全面落實，使一些業(yè)余文物保護組織形同虛設，導致專業(yè)的文物部門消息不靈、信息不暢，打擊文物犯罪的效果很差。

　　李曉東認為，最好的保護辦法是建立健全文物保護單位人防系統(tǒng)；建立和健全三級文物保護網，把田野文物安全，古墓葬安全保護納入綜治工作職責范圍；加大科技保護古墓葬的投入，建立起古墓葬的科技保護防范設施體系；對文物保護當中的問題，層層實行問責制。有了真正的防范和保護措施才是最重要的。

　　談起如何建立科技保護防范設施體系，李曉東說：“2000年國家文物局給我一個課題‘田野文物保護防范體系’，我和地震局研究出一套地震原理設備，安放在河南虢國墓地，效果不錯。后來又在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湖北荊門楚國古墓群做實驗，也起到很好的保護作用。鞏義縣采用聲控設施，也是經過幾次改造，后來基本成功。”

　　李曉東拿起筆給記者算了一筆賬，自1961年開始截止目前，國務院公布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共6批，古墓葬有204處，假設一處平均用300萬做設施，共需要6億1千多萬。目前國家在文物保護方面每年投入幾十個億，而機房設施的建設資金僅占0.5%左右，“我認為太低。每年拿一個多億來建機房設施，我認為完全有這個財力。因此建議國家加大投入，把204處古墓葬都建立起機房監(jiān)控設施，逐步將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和省級文物保護單位中的古墓葬都納入監(jiān)控保護范圍。此外，應該進一步整頓文物市場，依法加強對文物市場的管理。對于盜墓案件，要及時公布，讓大家都知道，不要去買被盜文物。建立健全保護措施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法律的手段則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