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旗覆蓋著胡其俊的遺體 中國國旗網供圖

    因為時間過得太久，又缺少見證者，關于胡其俊升旗的很多細節已經很難追溯了。自從2007年胡其俊去世后，他那些由國旗映襯的故事細節也一并被帶走了。

    人們唯一能確定的是，就在這個不起眼的年輕電工，騎著他那輛綠色飛鴿牌平把自行車，一次次穿行在天安門廣場和右安門宿舍之間的過程中，他所服務的這個國家發生了很多事情。隨著他一次次把那面紅色綢

    有些事和他切身相關。比如，毛澤東接見紅衛兵這樣的“重大國事活動”進行之前，他會事先得到通知，早早地把那面國旗升起來，和領袖一起接受萬人敬仰。

    有些事情和這個小人物并沒有太大關系。1953年，斯大林逝世的消息傳到中國，胡其俊得到通知，要為斯大林降半旗——這是新政權第一次為一個人降半旗。胡其俊并不知道到底該怎樣執行：是降到旗桿高度的一半，還是三分之一？是直接升到半旗，還是先升到竿頂，再降下來？

    那時候，沒有電視，也沒有報紙來學習這些，但胡其俊憑自己的感覺解決了這個問題。他先把國旗升到桿頂，然后降下來，約摸停在第二節旗桿的中間位置，就固定了下來。此后，他還特意跑遠了，看看旗子的高度，覺得滿意了才離開。

    這個獨自琢磨出來的降半旗標準后來成了慣例，并被寫進了國旗法。20多年后，周恩來、朱德、毛澤東先后辭世，胡其俊一次又一次地在天安門廣場降下半旗。他兒子已經記不起，當時胡其俊有沒有痛哭流涕，“時間太久了”。

    這已經是1976年。那個當時滿懷激情的年輕人如今已到中年，他那輛自行車后來給了兒子，他的單位也逐漸配上了三輪摩托車和北京吉普。那個當年初生并且朝氣蓬勃的政權也經歷了諸多風雨，正在迎接一個完全不同的時代的到來。

    胡其俊

    回想起來，就連胡其俊的兒子胡克軍也很難說清楚，升旗在多大程度上改變了父親的生活。由于一年中需要升旗的次數并不太多，更多時間里，胡其俊像所有普通工人一樣，在自己電工崗位上工作。

    盡管升旗的經歷以后被看得十分光榮，當年，胡其俊并沒有因為這個任務撈到太多好處。直到很多年以后，他憑借自己的工作資歷升為副科長。除了升旗之外，這名電力局政治供電科的員工，還要負責天安門和中南海地區的“電保”。每當有重大活動，他經常要帶著保密任務，到各個會場去保障電力供應，有時候離家一個月，也不能和家人聯系。

    也有時候，他會負責駕駛天安門城樓上的小電梯。他曾經在這個電梯里碰見毛澤東、朱德和周恩來。不過，這個把保密要求掛在口頭上的山東男人，通常把這些回憶都藏在心里。

    同事們回憶，胡其俊人比較開朗，喜歡開玩笑。但胡克軍回憶，一旦回到家里，父親幾乎從不談起自己的工作，有時候別人問起來，他也非常嚴肅，拒絕回答。以至于有幾次，他的妻子為此懊惱地埋怨他。也許是受這影響，關于國旗的故事，并沒有多少通過胡其俊的口傳下來。

    胡其俊家人與國旗有關的一個記憶是，每到要升旗的那一天，胡其俊怕自己起得太晚，會叮囑妻子一定喊他起床。

    因為經常在天安門廣場執行任務，胡其俊不時會拿回一些他在天安門上拍下的照片。不過，他當了26年升旗手，卻從來沒有一張照片上留下過他升旗的場景。當時，這個升旗手也并不受人關注，根本找不到任何一篇關于他的報道。

    對胡其俊來說，這榮耀無比的升旗工作，更像是他日常職責中尋常的一部分。升旗并不輕松，根據專門研究國旗的專家估算，整面國旗與旗桿加起來，足足能有15公斤重，如果碰上下雨天，旗子被雨打濕，再重上一倍也不止。加上天安門廣場風大，升旗變得十分辛苦，胡其俊曾不止一次向別人回憶，因為國旗容易兜住風，他經常被從基座上連人帶旗吹下來。而碰上下雪天就更麻煩，因為旗桿的基座上太滑，很難站住腳。

    在一次接受采訪時，胡其俊還能記起，1956年10月的一天，他在大雨中升起國旗的情景，過了很多年后仍然忘不掉那時候多么費力。

    出于安全考慮，大多數時間里，降下的國旗會收藏在當時的天安門管理處辦公室。不過，也有些時候，因為第二天要起早升旗，胡其俊會在升旗的前一天，把國旗用布包好，捆在自行車的后座上，騎個半小時趕回右安門附近的家里。

    據說，當往自行車后座上捆國旗的時候，他總會嫌這旗子捆得不夠牢。而一進門，他則會把國旗疊得整整齊齊，藏在家里最安全的地方——衣柜里。

    起碼在那26年里，通過胡其俊的手，這面象征著國家的旗幟時常在一戶普通人家的衣柜和最受矚目的廣場上空來回切換，沒有讓人覺得有什么不妥當。

    變遷

    1977年5月1日勞動節，48歲的北京電力局職工胡其俊像往常一樣，又一次把國旗升到了天安門廣場上空。

    不過這一天，胡其俊顯得比以往要正式。他特意換上了一身滌卡衣服。傍晚，當他降下旗，把它送回天安門管理處的辦公室，然后騎著自行車消失在長安街的人流里時，屬于他的一個時代也結束了。

    或者說，由一個人升國旗的時代結束了。從這天開始，北京衛戍區接手升旗的工作，國旗班代替了胡其俊，天安門廣場的升旗從此告別了“業余”時代。據人們后來形容，當胡其俊離開時，他自行車后座上一直用來綁國旗的繩子，“空空地散落在一旁”。

    國旗班每次升旗先是有兩個人，后來又增加到3個。他們穿著軍裝、手持國旗走出天安門時，比胡其俊要正式得多。不過，起初，當他們走到長安街上時，遇上紅燈，總要為長安街上的自行車和汽車讓道。并且，他們和當年的胡其俊一樣，每次都要翻過護欄，才能進入升旗臺。

    后來，1991年，當國旗護衛隊代替了國旗班負責升旗時，旗臺進行了改造，已經不需要翻越護欄才能進入了。胡其俊用過的22米高的旗桿，如今變成32.6米高，升旗的人數也從3個，變成了36個。

    國旗研究專家、原總政辦公廳編研室主任邢華琪曾經花費很長時間，追尋與胡其俊升旗相關的那段歷史。他覺得，在胡其俊那個年代，升旗是一件樸素的事情，因為那個時候，天安門和國旗，在人們心里還沒有那么重要的象征意義，“要知道，當時，天安門前是可以開卡車的”。

    從2000年前后開始，邢華琪突然將個人的研究興趣轉向國旗。他回顧與國旗有關的歷史后認為，在胡其俊升旗那個時候，應該也不會有太多人在升旗的時候唱國歌。事實上，他回憶起，在“文革”期間，因為田漢被打成反革命，由田漢作詞的國歌，連詞都被改掉，到“文革”結束后才又恢復。

    在邢華琪看來，國旗是在此后才逐漸在人們心里獲得崇高地位的：1983年，教育部下文要求中小學舉行升旗儀式；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在國內開始有了電視直播，中國人第一次通過電視看到國旗在國外的賽場上升起。邢華琪還記得那時的情形，他覺得這確實能大大提升人們內心的國家自豪感。

    “國旗逐漸成了愛國的象征、政治的象征”，邢華琪覺得，隨著儀式越來越隆重，形式逐漸大于一切，邢華琪自稱喜歡看俄羅斯的升旗儀式，儀仗隊并不是整齊劃一地前進，而是故意來回跑，顯得沒那么僵硬。他也很欣賞一些國家的元首在看體育比賽時手持國旗大喊的場面，“顯得那么自然”。

    “如果一直讓胡其俊升旗升到最后，或者起碼升到他退休”，邢華琪說，“那么這會變成一種傳統，會讓他的升旗變成世界上最打動人的升旗儀式。”

    對升旗儀式所發生的變化，胡其俊的兒子胡克軍則感到振奮。“你不得不承認”，胡克軍感嘆，“這是國家強盛的重要標志，國力強了，對升旗重視了，自然就會形成一種規模。”

    不管怎么說，屬于胡其俊那個年代的“業余”升旗已經成為歷史。每天早上，天安門廣場上擠滿了前來觀看升旗的人，由于人越來越多，后來不得不采用安保力量將人群分割開，以免發生混亂場面。而那些經過嚴格訓練的升旗手們也開始被人追捧，帥氣的國旗護衛隊戰士，成為很多人嘴里津津樂道的話題。

    胡其俊不再擔任升旗手以后，有時也會來到這里，變成觀看者中的一員。有時候他是自己來，也有時候是陪著兒女。胡克軍回憶，父親只和他去看過一次升旗，他們一起站著看完了過程，父親沒有發表什么評論。

    不過，熟悉胡其俊的人都知道，在他生前，他幾乎每年都會去天安門廣場看升旗儀式。盡管多數時候，他都是默默走去，站得遠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