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終結福利房

    在1998年以后，單位分房這件事，人們只能聽別人說說，或者是在影視作品中見到了。從這一年起，在中國延續了近半個世紀的福利分房制度被徹底變成了回憶。

    這年的1月，搞房地產的商人王石被國務院總理朱镕基叫去，詢問對房地產市場走勢的看法。這被后來的分析家們認為是一件耐人回味的事情。

    2月28日，朱镕基主持召開國務院房改領導小組第三次會議

    1998年7月3日，是中國住房制度改革的一個分水嶺。這一天，國務院下發了《關于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從這一刻起，原先的福利分房制度徹底被廢止。

    這不但是中國兩種住房體制的轉換期，也是中國人兩種生活方式的分水嶺。

    在南京市鼓樓區某小學當語文老師的常樂樂，是個既漂亮又愛笑的姑娘。可當她聽到今后不再分福利房的消息，竟然哭了。她覺得很失落，很迷茫，“我剛到學校的時候，校長曾指著學校后邊的一塊空地說，3年后，這里就是你們的房子。當時我很高興，從來沒有想過自己要買房子。現在國家不分房了，我自己哪有錢買啊？”

    為了搭上福利分房的“末班車”，許多城里人連婚姻都開始功利起來，有的人還沒女朋友，立刻到鄉下相親找個女孩結婚；有的結婚沒幾年，已經分過一套房子的，聽說30歲以上的大齡單身青年也可以享受房改待遇，立刻與另一半“假離婚”。

    福利分房成了閃電結婚的催化劑。當時，27歲的廣東湛江人鄒小偉與父母住一起，由于單身，單位的福利分房一直輪不上他。他和現在的妻子還剛認識100多天，根本沒想著結婚，但如今聽說福利分房要取消了，他與女友一商量，決定“為了房子”結婚。

    當時流行的一則笑話則是這么說的，某單位分房方案中規定，已婚者加3分。某君心底一算，自己就差一分，情急之下，在一家雜志上刊登如下征婚廣告：現征一有意者共同生活，年齡不限！相貌不限！性格不限！男女不限！

    當年那個對失去福利分房機會倍感失望的常樂樂，省吃儉用存了10多萬元，又向親戚朋友借了一些，2005年終于在南京近郊選中了一套住房。她發出了這個年代人們最常聽到的那種感嘆：“一輩子的打拼就為了一套房。”

    告別了擁擠的居住記憶后，普通中國人又迎來了高房價的痛苦。

    2003年以后：房價與財富

    2003年，關于房地產和財富這個話題，人們增添了不少談資。

    先是最新的《福布斯》“中國大陸百名富豪榜”公布后，人們驚愕地看到，涉及房地產業的富豪竟有35個，前10名富豪有6個是靠房地產一舉暴富的。緊接著，富豪榜的大人物、上海農凱集團公司董事長周正毅“落馬”，與他相隔不久，還有另兩名房地產商人也因為經濟犯罪而被“法辦”，由此，他們所代表的房地產商人通過非法手段謀利的路徑也被曝光，讓普通人清楚地看到了財富和權力是如何勾結著掠奪社會的。

    在福利分房結束后的幾年里，房地產熱已經熱到了何種程度？這一年的建材價格可以拿來衡量一番：水泥、鋼鐵等的價格有時候一個月要漲出3個價格來。

    原先對貸款頗有顧慮的中國人，才過了沒幾年，就把“按揭”這個外來詞語掛在嘴邊。2000年5月底，建設銀行的個人住房貸款總額經過8年的發展后終于超過了100億元，但此后僅過了5個月，就一躍變成了200億元。那段時間，中國和美國的兩個老太太的故事廣為流傳，燃起了許多人的消費熱情。最流行的版本是這么講的：中國老太太省吃儉用一輩子，終于攢夠了買房的錢，卻沒機會住了；而美國老太太貸款買房，享受了一輩子，臨終前還完了銀行的貸款。

    2001年，“溫州炒房團”這個讓人們感情復雜的稱呼第一次出現。當年8月18日,一個吉利的日子，157個溫州人開進上海，3天買走了100多套房子；第二年春天，另一群溫州人來到北京，一下子就花掉2000萬元。從此，武漢、青島、深圳到處都能見到溫州人的身影，他們“走到哪兒，漲到哪兒”的名聲開始流傳，一些地方的領導為了迎接溫州炒房團，甚至親自布置接待方案，把他們奉為上賓。而在房價高漲叫苦連天的普通人那里，他們的名聲則不怎么光彩。

    房價的上漲早就讓一些人感到擔憂。2002年元旦的前一周，已經成為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的魏杰接受了中央電視臺的專訪，并發表題為《2002，房地產的冬天》的訪談講話，認為房地產已經產生了超過1993年的泡沫，而“2002年將是中國房地產業的冬天”。

    魏杰信誓旦旦地說：“如果樓市不崩盤，我就去跳樓。”這句話為他在普通人那里贏得不少聲譽，但這并沒有阻止房價在此后幾年繼續瘋漲。

    關注過上海市中心的住宅區“申江名園”的人能輕易看出房價上漲的速度。2001年10月一期開盤時，這個繁華之地的房子價格是每平方米6000元，2002年年底二期開盤時是每平方米7000元，到2003年,每平方米的價格變成了1.1萬元，隨后是2004年的1.6萬元，以及2005年的2.4萬元。不到3年半，價格漲了300％。

    在杭州，有人講了這樣一個故事：2001年，一對兒兄弟做生意賺了30萬元，每人分15萬元，哥哥炒股，弟弟買了棟樓，2003年10月一結賬，哥哥的錢還剩下6萬元，而弟弟的樓賣了56萬元，還覺得賣賤了。

    從這時候開始，人們就得習慣在高房價底下討日子。從這一年開始，那些沒有房子的人，將眼睜睜地看著房價突破一萬元、兩萬元，看著一次又一次地宏觀調控最終換來房價新的增長。他們會逐漸習慣“房奴”、“蝸居”這些此前聞所未聞的詞語，并且把買房的計劃一再推延，目標地也離城市越來越遠。

    5月15日下午，一直還在看二手房的穆圖，再次來到東三環一家經常光顧的房產經紀公司，盡管這里的二手房交易量已大幅下降，但房價相比上月不降反升，自己心儀已久的那套住房又漲了七八萬元。穆圖在博客中慨嘆：“照這樣下去，俺們全家人即使不吃不喝再奮斗兩輩子，在這座城市也買不起一套住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