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29日，一名正在玩耍的小寨村兒童。本報記者 張鵬攝

    被污名化之痛

    ——“中國第一乞丐村”真相調查

    5元一瓶的劣質白酒下肚，沙啞地唱起“花兒”，李尕猴的眼睛里才會放出異樣的神采。

    29年前一個陰冷的冬天，李尕猴帶著7歲的兒子流浪成都街頭。李尕猴抱著二胡，反復拉著從電視上學來的幾首曲子，兒子則伸出凍紅的小手，向行人乞討。“受過

    李尕猴所在的甘肅省岷縣小寨村，因被媒體稱為“中國第一乞丐村”而聞名全國。

    由媒體拼接的圖景里，這個村莊八成至九成的農民像候鳥一樣，在貧瘠的鄉村和諸如濟南、青島、沈陽、南京等東部沿海發達城市之間季節性遷徙乞討，“夏天去北方，冬天下南方”。

    如今，這個另類成名的村莊是否還延續著它不光彩的傳統？媒體拼接的圖景是否有夸大的成分？不久前，中國青年報記者在實地探訪中感受到了小寨村難以承受之重。

    小寨的另類成名

    和村里其他人家相比，李家最大的不同是，供出了全村第一個大學生。但至今，李家仍位列這個村莊最為貧困的家庭目錄中。包括世界銀行貸款單在內的5張逾期貸款催收的通知單，還躺在他家破舊的柜子里。原因很簡單，李尕猴“要得最早，但沒要下（去）”。

    如今李家棲身的這間磚木混合結構的房子，寬3米，長七八米，建造于2007年，4000元蓋房的錢來自政府的救助。環顧四周，他家最值錢的家當是一臺21吋的創維電視機。兩把海綿裸露在外的沙發是別人淘汰的，供冬天取暖的爐子也是經過“特殊處理”的——在爐膛的上面，放置著一個鐵制的爐條，煤只在爐條上燃燒。這樣做是為了省煤。

    供孩子上學，是李尕猴這輩子自認最正確的一次決策。他至今清晰地記得兒子李玉平的責問：“我已經10歲了，還不讓我上學，啥時候讓我上學呢？”兒子對求學的渴望，最終博得了父親的同情。

    李玉平上大學那年，李尕猴執意要陪兒子到湖北國土資源職業學院報到，瞅瞅“大學長啥樣”。這是他生平第一次出遠門不是為了乞討。

    但回家的路上，他又去乞討了。這次是為了還兒子交學費欠的債，他沿著荊門、襄樊乞討了一路。他的這種行為很快被聽到消息趕到的兒子制止了。

    2005年，這個村莊有史以來的第一個大學生，在他就讀的小寨初中的校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致全鄉中小學生的一封信——別跪了，小寨人，站起來》的文章。他還在村里辦起了免費的文化補習班，給孩子們講外面的世界，談人生的理想。

    這一切來源于他的切身體會。童年短暫的乞討經歷，對李玉平幼小的心靈觸動極大，他時常望著城市的高樓大廈夢想：“將來，這里有沒有我的份兒？有一天，我也要像城里人一樣生活。”這個鄉村少年認準，讀書是改變人生命運的唯一途徑。

    “當時乞討氣氛很濃，越來越嚴重，我實在看不下去了。”李玉平回憶著將“家丑”“捅出去”的初衷。

    正是這個年輕人的舉動，引發了又一輪全國媒體對小寨村的報道熱潮。檢索當時的媒體報道，“乞丐村”、“中國第一乞丐村”這樣的字眼開始大量出現在相關報道中。

    這也是一部村莊的另類成名史：從2001年開始，幾乎每一年都有遠道而來的媒體記者踏訪小寨，“記者在小寨扎下了根”，外界對于小寨的關注熱度一直未能削減。

    從此，這個寂靜的村莊不再平靜。各種版本的傳聞不同程度上提升了外界對這個村莊的想象力。

    媒體的報道在2009年再次迎來小高峰。這一年，離小寨千里之外的濟南市承辦大運會大型賽事。一項針對流浪乞丐問題的專項治理由此展開，包括來自岷縣的乞丐們被遣返回鄉。

    5年過去，回望當時的舉動，24歲的李玉平自言“問心無愧”。在他看來，“媒體只要把小寨村提出來，就會受到關注，小寨被改變的時間也就會越來越快”。

    乞討減少，但因生活所迫行乞的已基本沒有了

    2008年臘月，李玉平回鄉舉行了婚禮。2010年前夕，從遙遠的江蘇無錫傳來兒媳生下孫女的消息，接到電話的李尕猴樂得合不攏嘴，一連喝了4天的酒。

    如今，“當了爺爺”的李尕猴對生活再無更多憧憬：有洋芋吃、有拌湯喝、有煙、有酒就足夠了。不過有時候，他也會艷羨那些村里因乞討富起來的人家，“比我供大學生的美”。

    在以房子為財富象征的鄉村，不少外出討要的小寨農民，把他們的乞討成果都帶回了村子，最早蓋起了锃亮的瓦房。

    “村里第一批富起來的人是討要的人。”這個說法得到了村支書楊金忠的印證。

    “不是生活困難去討要，而是認為討要來得容易，背后有利益驅動。”中寨鎮民政站站長楊維科說。他曾作為駐村干部長期在小寨工作。

    據他的觀察，大致從1999年前后開始，小寨人外出討要開始從討要米面、饃饃、解決溫飽向討錢、謀利轉變。進入21世紀，一些當地農民將外出討要視作是“快速致富”的捷徑，盡管，這種方法并不“很光彩”。

    擁有財富的優勢心理很快會打敗人的尊嚴。一邊是貧困的折磨，另一邊是乞討比種地、出賣苦力收入都要高的誘惑。

    一些外出討要獲得財富的農民，對在城市的乞討經歷諱莫如深。他們大多聲稱是外出務工。

    和村里其他一些人相比，38歲的楊齡（化名）已經算是不錯的了，至少他掌握了一手熟稔的泥瓦活兒。2001年前后，他曾外出打工，但勤勤懇懇的工作并沒有讓他獲得該有的報酬。歲末，黑心的老板卷錢跑了，沒有路費回家的楊齡，最終跑到了街頭。

    很快，他發現“討錢比打工容易多了”，而且每天乞討的收入和他出賣體力的收益相當。

    岷縣民政局副局長李康平實地走訪小寨村后發現，“一個村莊去乞討的人，不一定是村里最窮的。基本上因生活所迫行乞的，已基本沒有了。”

    “這是一種恥辱。”楊金忠說。面對小寨村貧困的現實，這位村干部坦承“束手無策”，甚至在他的任期內，如何徹底脫掉這頂“不光彩的帽子”，看上去仍遙遙無期。

    但近年來，“乞丐村”的乞丐正在減少，這是不爭的事實。盡管連長期在當地生活的村干部，都難以掌握村里實際乞討者的真實數量。據楊維科的粗略統計，即使是討要現象最為嚴重的年頭，“每一個村莊外出討要的農民的數量大概在20人左右”。而如今，“只有星星點點的幾家”。

    可以佐證的是，被外地救助站遣送回鄉的岷縣籍農民數量同時在減少。楊維科介紹說，以往討要現象最為嚴重的歷史時期，每年從各地城市救助站遣送回小寨的農民將近五六十人，而近幾年已下降至個位數。

    在岷縣民政局提供的一份材料中，這樣分析小寨被扭曲的現實：“由于發達地區和落后地區的貧富差距較大，加之討要相對打工來錢快、不費力，致使一些群眾產生了好逸惡勞思想，走上討要的道路。久而久之，使個別群眾的致富觀念發生了扭曲，把外出討要當成了脫貧致富的一種途徑。更有甚者，抓住人們同情弱者的心理，利用婦女孩子行乞討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