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刻，他像是著了魔”
赤膊，短褲，拖鞋，他坐在一根帶鐵鉤的镢頭上。
8月8日，河南省南陽市新野縣有戶李村，下午2點多，酷熱。
村民李培敬家門前，河岸邊樹陰下，幾個年輕婦女聚在一起吆喝著要打牌，幾個六七十歲的老人，坐攏乘
涼聊天。
暑假回鄉的江西中醫學院22歲大學生李征獨坐人群之外。赤膊，短褲，拖鞋，他坐在一根帶鐵鉤的镢頭上。終于有婦女發現了他，問，拿镢頭干嘛？他悶聲回答：鋤地去。
目擊婦女回憶，大約3點左右，身高1米8的李征，猛地站起來一個箭步沖到李培敬家門口，掄起镢頭，向李培敬五十多歲的妻子朱煥敏頭部砸去。
屋內的女兒李瑞，聽到母親慘叫聲出來看，被飛來的镢頭劈頭蓋臉打中，懷中1歲女兒頭部也遭到致命一擊。
67歲的農機站退休職工李培珍老頭大喊了一聲：“你這娃怎恁狠？”镢頭也應聲而落。
“那一刻，李征像是著了魔。”目擊婦女說。
年輕婦女們回過神來，奪路而逃。64歲的李天明和李成心兩老漢跑不動，一聲沒吭，被突如其來的镢頭擊倒。
然后，有人聽到了59歲偏癱的李玉狗在慘叫：“殺人！救命！”
目擊村民回憶，李征手中的镢頭被趕來的父親奪下，他跟著父親回了家，隨后又有人見他向屋后玉米地方向而去。
這時最后受到傷害的第8人，是被砸中頭部的李征的二伯，他后來向警察如此描述那危險一刻——“我在門口曬花生，見他從我家門前走過，跟他打了聲招呼，說去哪里走親戚啊？他二話沒說，撿起磚頭就砸我。”
案發后，南陽市、新野縣公安局調動幾百名警力緊急抓捕李征。協查通告貼滿了他可能經過之地。10日凌晨2點左右，南陽鄧州市魏集，距離事發地約30多里處，警察發現了他，他蹲在近兩米高的玉米地，手持一根生玉米棒子，身上沒有帶錢。
僅因一袋麥子？
“警察問為什么砸別人房子，李征說我偷了他們家一袋麥子。”
死亡的7人中，除去李培敬家的三口人，包括妻子、女兒、小外孫女，在外人看來與李征家有些小恩怨外，其他4位遇害者和李征及其家人并無任何過節。
時隔兩個多月，退休工人李培珍的妻子王改英仍無法理解李征為何濫殺無辜，“我們很久沒見過這個娃了，也沒說過話，哪來的仇？”李玉狗的妻子對這飛來橫禍同樣滿腹狐疑，“我們和李征家也沒任何矛盾。”而李天明和李成心兩老漢的家人說，“李征這娃一直在讀書，很少跟村里人說話，可能都不認識我們家老頭。”
李征的二伯是受襲8人中惟一的幸存者。有受害者認為，這足以證明李征殺人時腦子清楚，“他還認識親戚，沒下狠手。”可是在醫院蘇醒過來的李征二伯回憶，“當時要不是我躲，估計也被砸死了。”
在眾多村民看來，李培敬和李征家的恩怨之小，根本不足以引發血案——2004年夏季麥收，李征家的小麥收割之后，由于自家沒有車輛，就請有車的前院鄰居李培敬夜晚幫忙將一車麥子運回家，李征的母親當時在車后跟著，回家后發現少了一袋麥子。一袋麥子大概100多斤，價值60多元，當時李征家并未作聲。
令李培敬萬分惱火的是，2005年8月，李征放暑假回家，竟然兩次用七八斤重的石頭砸自己家的后檐頂。第一次砸李培敬并未發現，5天后一個凌晨再砸時李培敬當場抓獲李征，“石頭砸破屋頂兩個大洞，底下正對著床，差點沒砸到人。”李培敬說。
村治保主任調解后，李培敬還不依不饒，背上七八斤重的石頭又到新野縣派出所報案，派出所來人將李征帶走審問。最后行政拘留三天。
“警察問為什么砸別人房子，李征說我偷了他們家一袋麥子。”李培敬至今對此氣憤不已，“本來我還想去南陽市公安局告，當時李征馬上要開學，就沒去。”
在村民們看來，此事發生后，李培敬家和李征家就結了梁子，互相不說話了。“李征的父親，內向老實，不會處理關系，李征像他爸。李母很聰明，去世前還幫著李培敬家做點針線活，兩家關系不錯。”李玉狗的老婆說，“李培敬脾氣很犟，可不好惹。為了砸房子那事，把娃送到派出所去關了幾天，娃是個讀書人，怕丟臉面，心里肯定有氣。村民們也私下議論不該把娃弄到派出所。”
“在這個村里，弟兄少，勢單力薄，就會受到欺負。”李征的高中同學李占海分析，“村里出了矛盾，沒人來協調解決，小事容易鬧成大事。”
“他精神可能出問題了”？
李玉星根本不信兒子會殺那么多人，“除非他精神出了問題”。
如果不是親眼所見，李玉星根本不信兒子會殺那么多人，“除非他精神出了問題”。
李玉星聯想到自己姐姐家的兒子，患有精神病，去年把同是精神病人的母親殺了。
李玉星回憶，出事那天和前兩天，兒子心情不好。
“他整日一個人坐在那里，不出去，我都沒說他什么，他卻瞪著眼對我說，你說我干嘛。他的嘴巴好像在動，聽不清楚說什么，一個人在那生悶氣。”
暑假回家后，李征僅有一次出門是去姐姐家，吃飯時姐姐的婆婆蒸了兩條魚，“李征用筷子夾了一條，沒夾住，魚眼看要掉了，一般人自然會用手扶或接一下，他竟然照樣往嘴里送，魚掉到了地上。”事發后，婆婆反復想起這個細節，總覺得李征神情恍惚的樣子與以前大不相同。
表哥在案發后也想起了李征的異常。
這次暑假，為了掙下學期學費，李征沒有直接回家，而是選擇了打工。他先到鄭州找了5天工作，沒找著。7月21日又坐火車趕到廣州，在表哥所在的東莞黃江鎮一個工廠干上了“包裝床上用品四件套”的活。
表哥回憶說，李征一來脾氣就很暴躁，“本來想讓他和一個工友搭檔干輕松一點，結果第三天，工友只嫌他動作慢點，他就要打人家，我勸他，也差點被打。”
表哥只好給他找了一個人能干的活，“他邊干邊摔東西，心神不寧，焦慮不安，有時候還自言自語。”
表哥發現他的性格完全變了，從不提學校和家里的事，“過去他和我無話不談”。
同宿舍的工友也發現李征行為古怪，“他每天晚上睡不著覺，10點下班沖完涼就跑到頂樓5樓上站著。一站站到夜里兩三點，被工廠保安叫下來幾次。”
在廣州捱到第10天，李征把行李背在身上半天，說什么也要馬上出發回家。表哥覺得匪夷所思——只要再等半小時有人上班，他就能提取350元工錢，“但他說一分鐘也等不了了”。
此后李征沒再和表哥聯系。“我一直覺得他是把自己當大學生，沒吃過苦，嫌民工活累，沒往其他方面想，等案子一出，才意識到，他精神可能出問題了。”表哥說。
“他上大學后好像變了”
惟一的朋友猜測，讓李征改變的可能有兩件事：他媽媽去世了，他家里經濟基礎不行。
始終在人們注意力之外的李征，安靜，內向，從不惹事生非，誰也沒想到，他會成為殺人案的主角。
“我不敢相信李征殺了人。”同村的李占海，在村民們眼里是李征惟一的朋友，“他從不跟別人吵架，也不打架。”
李占海和李征是高三復讀班同學，“第一年高考，李征上了專科線，但沒去上，他想讀本科。”
2003年，李征在高復班級開始時成績一般，“他很用功，就那一年，李征的進步比我們倆都大，挺羨慕他。”同學宋坤說，“李征家境窮，他知道，上大學是他惟一的出路。”
為了開小灶學習，李征和李占海、宋坤一起在學校附近合租了一個房子。他們一般是早上5點起床去上課，中午休息一會，下午繼續上課，晚上在學校上完自習，再回到出租房里開臺燈學習到11點左右睡覺。
李占海印象比較深的是李征對自己要求頗高，“比如考試時遇到本來會做的題，時間不夠沒做出來，他考完就會埋怨自己，自己跟自己生悶氣。”
“復讀時心理壓力肯定大，不過李征很少表露。”宋坤說，“他心理素質還好些，倒是李占海，高考前緊張壞了，去打了好幾次點滴。李征只打了一次。”
宋坤說，那幾年本地農村學生高考前都流行打點滴，打消炎或者鎮靜的藥，比如青霉素。“都說能在考前把身上的炎癥消除，其實是心理安慰。”
在李占海眼里，高中時代的李征，誠實、認真、值得信任，善良，溫和，隱忍，不斤斤計較。宋坤也贊同這個評價，“用他的東西，也不會介意，不是那種報復心很強的人，有事忍一忍就過去了。”
在高三復讀班近90個學生中，班主任李老師剛開始竟想不起來有這個學生，直到警察拿出李征的照片。李老師只對李征的一件事情印象很深刻，“高三排位置，誰都不想坐后面差生邊上，但他主動要求過去坐，挺懂事的。”
案發后，所有李征身邊的人幾乎都想起了李征后來的改變。“他上大學后好像變了，脾氣變壞了，往鄰居屋頂扔石頭，以前他應該做不出。”李占海說。
李占海猜測，讓李征改變的可能有兩件事，一是，“大一下半學期，2005年3月，他媽媽48歲腦溢血去世，像天塌了一樣。”另一個巨大壓力是，他家里經濟基礎不行，“他們家勞動力主要是他媽媽，他爸有點駝背，身體不好，不能干活。他媽媽只能靠種玉米、小麥、花生等七八畝地掙錢，年收入幾千到萬把，遇上旱澇就更不能保證。”李占海說，“這還不夠他一年學費加生活費。”
同在南昌上大學，李征常來找不同校的宋坤玩，“有一次放假，我們呆在一起3天，去學校附近的小市場逛，李征很節約，買衣服一般花二三十塊左右。”
宋坤慢慢感覺李征在大學里似乎并不是很如意。“剛上大學時，李征對一切都感到新鮮，對將來畢業出來當醫生充滿了憧憬。”宋坤說，“后來聽他發過一次感嘆，‘社會不像我們想象的那么好’。”
宋坤在QQ上知道了李征媽媽去世的消息。大二開始，也就是2005年8月之后，李征幾乎不再和李占海和宋坤聯系了。
他最害怕的事
“要告到南陽去，一直告到李征學上不了。”這句威脅話，是否讓二十出頭的李征的大學生活從此陷入夢魘？
在醫學院的同學眼中，李征的變化同樣發生在2005年8月以后。
“他很少來我們這玩了。”而大一時，李征的同學們并未發現他有何不同，他愛去隔壁寢室打牌或看電視，
“如果有人進來，他也不理你，只管自己看書。他挺用功的，我總看見他在背英語單詞，為了過四級。”
李征平常不怎么運動，體育課上偶爾踢足球，“他不怎么會踢，但用勁很大，總是一個人帶球，不傳給別人，我們就讓他守門，守門不需要合作。”
“他這么沉默壓抑的人，心理問題積累多了，就成了火藥桶。”后來有同學猜測。“有時候在QQ上遇到陌生人就開罵來發泄。”有同學還發現，他一個人坐在教室里，生悶氣掰鉛筆，“竟然把鉛筆掰斷了”。
學校有心理咨詢中心，但誰也沒想到建議李征去。相反，越來越多的同學開始認為，李征不好相處，人際關系差。
一個李征從不去的寢室的兩位同學，認為李征古怪得令人害怕。“當時我在寢室，李征突然闖進來，大聲呵斥我，說我兩天前在背后說他壞話。其實我什么也沒說，最多就是無意中提到了他的名字。”這位同學說，“他好像總覺得別人看不起他。”
案發后，李征隔壁寢室的一個同學突然聯想起，放暑假前一天，有同學說，“李征好像有點不對勁，他總是很煩，經常晚上睡不著覺，問他怎么回事，他也不說，當時大家都沒在意。”
在李征姐姐回憶中，他的改變同樣開始于2005年8月。
2005年8月發生了砸房子事件。
“他喝了點酒就把人家的房子砸破了。我們把房子修好后，李培敬不依，非要告派出所。李征被關了3天，放回來怕李培敬還不肯依，就到我們家躲了4天，再去了學校。”姐姐說。
姐姐回憶，李征從2006年初，大二放寒假回來后，就開始把自己關在家里，好像見不得人似的。到大二結束后事發的這個暑假，甚至到了足不出戶的地步。
“他一直在害怕派出所的記錄如果到了自己的檔案中去，是個污點，以后找不到工作，他也很擔心學校會知道此事。”
在李征姐姐眼里，這是李征最看重的事情，而據她所知，李培敬確實曾對人揚言“要告到南陽去，一直告到李征學上不了”。
這句威脅話，是否讓20出頭的李征的大學生活從此陷入夢魘？
李玉星在新野縣公安局協助調查期間，在監室里曾聽到獄友談論兒子——警察審訊李征時，他說：“放暑假后，班主任跟我說，你下學期不要來了，有個人一直在告你，學校開除你了。”
而李培敬則對記者強調——“學校肯定不知道李征被派出所拘留過，我沒去告。”
本報記者問同學們是否知道李征去年曾被抓進派出所一事，同學們一片茫然，“沒聽說過”。
“李征其實是個好人，他殺人后，我還夢見他回學校了。我問他，你怎么回來了？他說，我沒什么事。”一個同學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