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潘綏銘
性教育只應該有一個“終極關懷”的目標：幫助所有的個體，尤其是下一代，都盡可能多地獲得“性福”。性教育面對的是人，是青春。這些，我們犧牲不起，也沒有權利去犧牲。
2002年以來，在我們學校里開始了“正規”性教育，對比過去，這是進步；套用現在，它有殘缺；
面對未來，則是阻礙。在當今主流社會的觀點看來，性教育的目標無疑是控制人們尤其是青少年的“性”，即盡量減少青少年“越軌”的性行為，也就是把性教育當作“滅火器”來使用。
但是，這種“滅火器”的目標其實只是一個錯覺。西方歷史告訴我們：無論進行或者不進行性教育，人們，尤其是青少年的“越軌”性行為發生率都在整個20世紀里攀升，而且居高不下。也就是說，所謂“性解放之火”，是由于方方面面多種多樣的社會原因造成的，性教育既不能獨自完成“滅火器”的使命，也不會全都發揮“助燃劑”的功效。性教育普及所改變的，只是增加了避孕套的使用率。
以我個人以為，性教育只應該有一個“終極關懷”的目標：幫助所有的個體，尤其是下一代，都盡可能多地獲得“性福”。
在這個目標下，我們最應該關注的，并不是我們想告訴青少年什么，而是青少年自己希望知道什么；不是如何講授，而是如何討論。也就是說，性教育的“受眾”的權利與利益才是第一位的。任何一個人，哪怕是青少年，都具有與生俱來的、以不損害他人為前提的“性權利”；國家的義務是保證這種權利得以實現，而不是相反。
在這個目標下，任何一種性知識都不存在該不該討論的問題，只有一個怎樣才能討論得最好的問題。同樣，性教育也就不應該局限于“性知識”，更不是某種既存的性道德，而是著重培養人們在性方面的可持續發展的而且是自主發展的能力。按照日本一些性教育實踐的提法，就是幫助人們學習如何生活。
今天我們許多人所說的“正規”性教育，其實主要是國家實行的。可是，性教育為什么必須由國家來進行？或者說，國家究竟為什么要負責進行這樣一個其實靠社會傳播完全可以做得很好的事情？
從最淺顯的層次來看，這不能不說是在中國依然非常濃厚的“國家崇拜”意識的產物。每當遇到具體的問題，人們不由自主地希望把責任統統推給國家。
再深入分析下去，我們不得不指出，大多數主張和推動性教育事業的人士，實際上仍然是按照“一元化”的思路來設計性教育的，就是希望借助國家的權威力量，在“性”這個領域里建立起某種單一話語的絕對霸權，而且世世代代傳承下去。
可是，無論什么具體內容的性教育，只要是“一元化”的，那么首先就會遇到無法克服的操作障礙。例如：假設某個高中二年級的全體學生中，已經有5%的人發生過性行為，15%的人在戀愛，20%的人連最起碼的性知識都沒有，其余的人則是處于中間狀態；那么“正規”的性教育無論講什么和不講什么，都不可避免地會被一部分學生認為是“超前”，另一部分學生則認為是“馬后炮”，還有一些學生則如墜云中，甚至會有因此而“逆反”的。
這個無解之結恰恰說明：性教育其實是最不適于“一元化”的，尤其不適于由國家來“集中領導、統籌安排”。中國性教育的實際工作者早在1985年就發現而且提出過：整齊劃一的課堂性教育，效果遠遠不如一對一的具體咨詢好。可是直到2002年，得到推動和受到歡呼的，仍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尤其是，已經開展得最廣泛的、實現了“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個理想的、已經切實地提高了中國人性知識水平的大眾傳媒的郵寄咨詢和網站上的電子郵件咨詢，卻不但都沒有享受到這樣的禮遇，反而有可能由于“正規性教育”的開展而受到擠壓和排斥。
現在的“正規”性教育的另一個重大缺陷，是閉口不談社會性別（gender）的問題，僅僅在純粹技術的層面上爭論是否應該讓男生和女生一起聽課。可是，“性”與“性別”難道真的可以分開嗎？男人與女人的“性差異”究竟是先天決定的本質，還是后天形成的文化建構？將來不得不生活在一個越來越性別平等與選擇自由的社會中的青少年們，究竟應該如何處理自己與對方的“性”與社會性別問題？這些內容之所以還不可能被納入正規性教育，并不僅僅是由于社會性別的空氣在中國還非常稀薄，更主要的是因為這股氣流仍然被“性的科學”所構筑的長城阻擋于外。
性教育面對的是人，是青春。這些，我們犧牲不起，也沒有權利去犧牲。
責任編輯：林彥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