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孫春龍/山西太原、臨汾報道
官煤產業鏈黑幕
一位鄉干部無奈地說:不管（違規）的話最多只是丟官，但管的話可能就要坐牢
“他不當官了，煤礦還會給他分紅嗎？”針對坊間傳言的有官員寧愿退出官場也不愿從煤礦
撤股一事，山西省清理糾正國家工作人員入股煤礦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曹建林反問。
“大部分入股的都是縣鄉干部，占到總人數的90%，他們都是能決定煤礦生死存亡的人。”曹建林說，隨著近年來煤價的一路飆升，官員入股煤礦已演變成給煤礦提供非法保護。
作為山西省負責清理官員違規入股工作的主要官員，曹建林顯得有些憂心忡忡,“危害最大的是干股和權力股，都是赤裸裸的權錢交易，很不好查，有的礦連賬本都沒有。”
山西，是中國煤炭蘊藏最豐富的地區,清理官員違規入股煤礦的難度也很大。《瞭望東方周刊》在山西臨汾的調查顯示,官與煤關系中存在的問題觸目驚心。
“黑口子”背后的黑幕
“這些‘黑口子’鄉里根本管不了。”在閑聊中，一位鄉干部很無奈地說，“不管的話最多也只是丟官，但管了的話可能就要坐牢。”
10月10日，《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在山西省臨汾市采訪時，一位當地的朋友提供線索稱，該市汾西縣團柏鄉茶坊村雙叉溝一個“黑口子”發生透水事故，五名礦工被困井下，已有兩人遇難，另外三人生還希望渺茫。
“黑口子”是當地人對沒有合法手續的礦井的簡稱。
當天夜里，《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和當地的幾名記者一起趕到汾西縣團柏鄉，但值班的幾位干部均稱“什么也沒有發生”。
10月11日上午，記者準備到事故現場看個究竟，但由于通往礦井的溝口堆積了一大堆土，車輛無法通行。下車走了不多遠，一位著公安便裝的男子上前詢問，在得知是記者后，這位男子立即撥通手機說：“記者又來了。”
在事故現場，記者見到了稱“什么也沒發生”的鄉鎮干部，這位干部顯得非常尷尬，“我們鄉鎮干部最可憐，哪能管得了‘黑口子’，這些‘黑口子’都是公檢法等實權部門的人開的，誰能惹得起？”
據一位當地的百姓說，汾西縣最少有上千個“黑口子”，一條溝里最起碼有百十個，這里的好多小山溝都被老百姓稱為“公檢法一條溝”。
“鄉里根本管不了這些‘黑口子’。”在閑聊中，上述鄉干部很無奈地說，好多“黑口子”，他們其實都知道誰是后臺老板，但不敢查，“你要敢查，就會有人來找你的問題，來查你，可能還未等你把‘黑口子’關掉，你自己就被關進監獄了。”
據當地百姓介紹，這次出事的礦井共有四個股東，其中兩個是當地的村民，其余兩個不知道是誰，“普通老百姓誰敢開‘黑口子’，而且像這個‘黑口子’有上百米深，一天能出好幾百噸煤，一般百姓是沒有這個投資能力的。”
曹建林說，“山西省11個市目前共有正規煤礦4600多座，保守地說，‘黑口子’的數量也有4000多個。”
“這個數字確實有些保守，僅臨汾市的‘黑口子’就有三四千個。”臨汾市堯都區一位姓劉的煤老板說。
為了更多地了解“黑口子”的情況，《瞭望東方周刊》在臨汾市堯都區一位朋友的帶領下，來到其所轄的一平垣鄉。站在山頂上眺望，山林中到處都是星星點點的煤堆，“全是‘黑口子’”。
順著崎嶇的山路前行，路邊不時會冒出一個個黑乎乎的洞口，更為奇妙的是，有一個土墻上安了一個卷閘門，隨行的朋友稱這個卷閘門一拉開就是一個“黑口子”，記者湊前發現，在卷閘門的下面埋藏著一根很粗的電纜線。
在一平垣鄉一個“黑口子”前，有一大堆剛剛采出不久的煤，但井口并沒有人。朋友稱，這些“黑口子”一般都是晚上開始挖煤。當時已經是下午六點多，記者準備在此等候。
就在記者在井口守候的時候,附近的一個山梁上出現了幾個身影，一直盯著記者看。不一會兒，有一輛機動三輪車開來，只聽這幾個人大喊，“有查窯的。”三輪車立即掉轉車頭，加速離去。
天色慢慢黑下來，山溝里到處都是星星點點的火光和汽車的發動機聲。
在此前的3月初，臨汾市曾展開“打擊私開礦百日會戰”，12個相關部門聯合執法，集中對私開礦進行全方位、大規模出擊，“力爭全部殲滅”。
而一件蹊蹺的事情是，當記者一行回到臨汾市區不久，陪同記者前往的朋友便接到某煤礦主管領導的電話,責問他:“帶記者上山去干什么？”
官方對“黑口子”的無奈
“隨著查處手段的強硬，‘黑口子’卻越來越猖獗。”
臨汾市紀委副書記石雪愛說，他們已經因為官煤勾結的問題處理過上百個干部，但現在私挖濫采情況還是很嚴重，“我們都有些不敢再處理了。”
根據山西省出臺的關于打擊非法煤礦的規定，凡鄉鎮轄區內發現兩處非法煤礦者，鄉鎮政府分管負責人要被免職;凡發現兩處以上者，鄉鎮黨政一把手被免職。有關人士稱，如果嚴格按這個規定，山西省相當部分涉煤的鄉鎮，領導都要被免職。
主管官員的補充
曹建林的另一職務是山西省煤礦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調研員，和煤礦打了多年交道。對于官員入股煤礦，曹建林有自己的看法，“在上個世紀90年代，好多煤礦難以生存，倡議大家入股，當時如果有官員在煤礦入股的話，可能媒體還要表揚。”曹向《望東方周刊》提供的一份資料顯示，截至10月13日，山西省11個市共上報有922人投資入股煤礦，共投入金額9257.74萬元。
對于私挖濫采泛濫的原因，石雪愛稱，查處難度相當大，“我們曾經不相信私挖濫采的情況根治不了，下大力氣整治了一段時間，但過后還是反彈。”
為了躲避檢查，“黑口子”不僅有人放哨，甚至還有“消息樹”，“等我們的車到了跟前，他們的人都跑光了。”
石雪愛承認好多“黑口子”都有官員的背景，但不好查。據介紹，臨汾市紀委曾經查處過蒲縣公安局一位副局長，根據舉報，這個副局長開了一個“黑口子”，臨汾市紀委將其“雙規”，但是他死活不承認，最后通過電話清單發現，這位副局長和“黑口子”的負責人聯系密切，“因為沒有有力的證據，我們最后只給他定性為充當‘保護傘’。”
至于紀委直接去查“黑口子”，石雪愛也稱是出于無奈，“本來是相關部門將案件移交我們，但因為一直查處不力，我們只好親自去查。”據了解，臨汾市查“黑口子”經歷了好幾個階段，開始是煤炭局和國土局主管，后來檢察院介入，再后來公安局直接抓人，再后來紀委介入，“隨著查處手段的強硬，‘黑口子’卻越來越猖獗。”
“黑煤”運輸通道
“官煤勾結已不僅僅是入股辦煤礦，從審批到運輸、銷售各個環節都存在著嚴重的官煤結合。”臨汾市一位姓李的運輸戶說。
據介紹，為了堵住非法小煤礦生產的煤炭流入市場，臨汾市從2005年上半年就對煤炭運銷實行“兩票制”管理，所有拉煤車輛必須出具煤炭運銷票、煤炭總量控制票后方可通行。按規定，只有合法的煤礦才能領到這樣的票據。那么，“黑口子”出來的“黑煤”是如何運出去的？
“在基層的好多縣區，地方政府為了得到預算外資金，就公開支持‘黑口子’生產和黑煤運輸，私自印制本轄區內使用的車輛通行憑證。”一位知情人士說。據介紹，汾西縣每年的財政收入里，預算外資金占一半左右，“這些錢不用按比例上交。”
“除一些地方政府放縱外，一些執法者和運輸戶勾結在一起運輸黑煤，而且好多都是黑車。”上述知情人士透露。
在臨汾市土門鎮的運輸主通道上，《望東方周刊》發現，過往的運煤車有80%沒有車輛牌照，好多車的前保險杠上噴著白色的“通達”、“鑫達”等字樣，而站在路邊值勤的交警對這些車視而不見。
“這些字都是暗號，執法者看到這個就知道是誰的車，一路綠燈。”上述知情人士說。
晉中市檢察機關近期查辦的一起案件證實了這些怪現象背后存在的“貓膩”。
檢察機關向《瞭望東方周刊》提供的資料顯示，該市靈石縣原交警大隊副隊長張育文在近幾年里收受運輸車隊負責人的賄賂達10多萬元人民幣，另有50多萬元的巨額財產不能說明來源。
資料顯示，該縣志鑫車隊負責人李慶林在不到一年時間里給其送過五次錢，共計47000元，李的車隊最多時有22輛車，大多都是沒有牌照的黑車，這些黑車的前保險杠上都噴有“志鑫”字樣，這些車后來得到了張育文的多次關照。
檢察機關還查明，張育文的弟弟張育恭，自己印刷了一批派車證，派車證上印有張育恭的住宅電話和手機號碼，遇到交警查車的時候，司機拿出這個卡片就行，如果還不行，就照著上面的手機打過去，張育恭會出面擺平。
“張育恭先后25次給他人辦卡56張，收受現金171000元。”晉中市檢察機關的一位人士透露。
除交警外，交通部門的超限檢查站也是運煤車必須要過的一關。
從臨汾市區去鄉寧縣采訪的路上，大型運煤車一輛接一輛地通過，車上裝的煤明顯超高。奇特的是，這里的路面一側保護較好，一側則是坑坑洼洼。“這個叫‘陰陽路’，進煤礦時車都是空的，而出來時都超載。路就成這個樣子了。”同行的一位當地煤老板如是解釋。
奇特的事還有，在每一個檢查站附近，都會看到運煤的車輛排成長隊在此等候，“現在好多檢查站都有監控，司機便在離檢查站較遠的地方停下來聯系人，開始交易。”
據晉中市檢察機關的人士介紹，他們起訴的張育恭就是靈石縣公路段超限檢測點的代班長，凡持有他發放的派車證的車輛，在他代班期間，每噸20元的超載罰款就可以全免。
審批環節是否有交易
早上7點多，煤老板高某便拿著一疊材料站在當地煤炭賓館的門口等人，他要等的人與山西省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的人較熟，“熟人好辦事。”位于太原市并州北路的煤炭賓館，就在山西省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和山西省煤炭工業局附近。
“房間都滿了，住的都是煤老板。”煤炭賓館的前臺服務員說。
高某要辦的是煤礦安全生產許可證。曹建林介紹說，目前山西省的4600多座煤礦中，辦理了安全生產許可證的只有2000多座，“要達到安全標準，一般的小煤礦也要投入500萬元以上。”
但讓高某為難的并不是投資，“辦一個安全生產許可證，最少要過二三十道關，每道關你都要想出能過的辦法。”
“從村委會主任開始，到鄉鎮，到區縣，再到市里，他們都放行后，才能報到省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而每個環節都有三四個部門，每個部門都要由主管副頭和一把手簽字才能通過，有一個人不放行，就得從頭再來。”高某說。
而一個煤礦，有采礦許可證、生產許可證、礦長資格證、礦長安全生產資格證、安全生產許可證、營業執照等多個證件。
一個在臨汾市煤老板群落中熟知的事情是，河北的一位李老板在臨汾市投資數千萬元的一個煤礦，因為和當地村委會發生糾紛，村委會主任不給簽字，安全生產許可證辦不了,目前已列入被關閉行列。
高某的錢夾子里有數張酒店和洗浴場所的打折卡。
在和記者熟悉后，高某毫不隱晦對一些記者的反感，“我們煤老板就是非洲大草原上的一具腐尸，你們記者像個禿鷲，發現了我們，吃上幾口，然后狼來了、老虎來了、獅子也來了……”
自稱“處在食物鏈最底層”的高某來自臨汾市鄉寧縣，開著一輛“豐田霸道”車，對于外界傳言的煤老板開著名車出入高檔娛樂場所的傳言，高某并不否認，“都是陪著官員，包括你們記者，如果是我一個人去吃飯的話，最喜歡吃一碗面。”
高某的“豐田霸道”車前擋風玻璃處放著一張紅色的臨汾市委大院通行證。
開了多年煤礦的高某明顯地感覺到近年來煤老板地位的“提高”，“以前煤炭不景氣的時候，官員見了我們都躲，一到年關，我們煤老板不敢回家，催賬的到處都是。但現在，官員整天給我們打電話。”
讓高某不可思議的是，連林業局、地震局、氣象局、計生委等部門的人也往礦上跑，“我們渾身的口袋里都插滿了手。”
而資產高達數千萬的高某卻只用小靈通,“不敢拿好手機，我好幾個高檔手機被一些官員‘借去用幾天’后就沒影了。”
高某認為，明目繁多的許可證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官員的腐敗機會，卻對安全生產管理起的作用不大。
曹建林也認為，審批權的高度集中，除帶來腐敗外，對煤礦的安全亦無益，“現在好多證件都是省里審批，但因為人手太少，根本沒辦法監管，監管環節的漏洞是安全的最大隱患。”
權力尋租導致的畸變
在一位朋友的介紹下，記者認識了汾西縣一位“黑口子”的老板，他向記者講述了官煤是如何勾結起來的。
汾西的煤埋藏均較淺，老百姓打水井也能挖出煤。這位老板稱，他家的屋后就挖出一個小煤礦，開始是自己挖一點用，后來他用機動三輪車拉著賣了一些，但被當地執法部門的人發現了，除了被沒收非法所得外，還罰了好幾倍的款，根本沒辦法干。
“最后沒有辦法了，我給執法的人送了些錢，并表示和他一起來做，他沒有猶豫就答應了，現在如果要查的話，他就會提前通知我。”
上述老板說，“如果沒有后臺，光罰款就能讓你傾家蕩產。”
“現在‘黑口子’那么多，投資非常少，也不用交各種稅費，對我們正規煤礦造成了很大的沖擊。”臨汾市堯都區的劉老板說。劉老板有一個年產15萬噸的大煤礦，所有的手續都有，僅在安全方面就投入近千萬元，“現在有好幾個‘黑口子’就在我的地盤上，挖我煤礦的煤，但我告到主管部門，他們都說管不了。”
劉老板的煤礦雖然有合法手續，但經常處于停產整頓狀態，“現在一出事故，所有的煤礦都停產整頓，一人得病全家吃藥，但‘黑口子’不管，它照樣生產，逼得我們也不得不違法生產。”
劉老板承認，在煤礦統一停產整頓期間，好多煤礦都在偷偷生產，所以事故頻發。
運輸戶李某也認為自己的很多違規行為是迫不得已，這位原本合法經營的運輸戶開始有三輛運煤車，但因為黑車及假軍車擾亂了運輸市場，運輸價格已降得非常低,“一輛合法運輸車，每月交費2600元左右,這還不包括罰款，但黑車什么費用也不交，合法運輸車怎么和它競爭？所以我現在也開始交‘保護費’,用黑車運輸。”
在利益的驅使下，權力與權利的交易也開始出現。上述運輸戶稱，黑車一般只在本縣區內活動，但現在一些神通廣大者，把黑車開到外縣區也沒事，“兩地執法者很默契，你不查我地盤的車，我也不查你地盤的車。”
一樁更為奇怪的交易發生在臨汾市堯都區土門鎮。
在土門鎮一個煤炭檢查站旁邊,《瞭望東方周刊》記者發現有成群的村民站在路邊。記者以一位購煤者的身份和一位老者聊天，這位老者稱他們主要是帶領黑車過檢查站，在他們村附近，他們專門修了一條便道，可以繞過這個檢查站。
對于他們如此明目張膽地在路邊帶黑車過檢查站卻無人管的疑問，這位老者自豪地說，“沒人敢管。”
這位老者的述說讓人驚奇。據稱，這個檢查站附近的村子里有許多運煤的機動三輪車，都是采取螞蟻搬家的方法運輸黑煤，當地媒體記者對此進行曝光后，交警開始清理這些非法的三輪車。村民們為了討回三輪車，也自發地組織起來，對過往的大型運黑煤的車進行查扣。
“這些黑車大部分都是交警的,一下子扣了幾十輛，把我們學校的操場都停滿了,最后交警隊沒辦法了,把扣我們的三輪車全放了，我們也就放了他們的黑車。”這位老者說,“從此以后,我們雙方互不干涉。”
臨汾市交警隊一位民警向記者證實了這個事件的真實性，“好多人都看我們交警隊的笑話，說這叫‘交換俘虜’。”
《瞭望東方周刊》在臨汾采訪時發現，如果不是有熟人介紹，所有和煤有關系的人都不愿說出官煤勾結的內幕。
幫記者接觸煤老板的當地朋友解釋說,“從官員到煤老板,甚至到農民和記者,都形成了一個利益共同體，誰也不愿意打破它，而他們吃的都是國家的資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