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占祥(全國政協常委、原文化部副部長)：
他是中國作家良心的代表
聽到巴老離去的消息，心里很悲痛，巴金是我心中非常崇敬的一位老人，他是文壇的巨匠，是中國作家良心的代表。我三次去醫院看過他。每一次都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總的印象：巴金老師為人正直
、溫和、坦誠。
第一次是1987年，當時巴金老師還沒有病倒在床，他躺在椅子上，還能坐著寫字，把他的著作簽名送給了我，我用紅紙寫了一副大的“壽”字，送給巴金老師，祝老人家健康長壽。
巴金的一生給我們留下了非常珍貴的精神財富。他一生創作與翻譯了1300萬字的作品。他的作品《家》、《春》、《秋》還有“愛情三部曲”等名作，都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豐碑，我經常拿出來翻看，有很多感受。我特別感動的是巴老對人民的特殊的情感。他講，“我惟一的心愿是：化作泥士，留在人們溫暖的腳印里”，巴金的心里珍藏著美好的愿望：“讓每個人都有住房，每個口都有飽飯，每個心都得到溫暖”……從這些論述中，看到他對人民多么深厚的感情。
作為作家、作協主席，同時是全國政協副主席，巴金老師為后人樹立了好的榜樣。他用自己的言行，告訴了我們怎樣去當作家，怎么樣去當人民的公仆。
巴金晚年的五卷集《隨想錄》里面寫的他所見、所經歷的事，可以說是一部求實的思想錄，對于研究那段歷史有著非常高的學術價值和社會價值。
今天的回憶與紀念，是為了更好的學習巴金老師高貴的品質。
舒乙(全國政協委員、老舍之子、原中國現代文學館館長)：
中國現代文學館圓了他的“夢”
中國現代文學館是巴金人生中的第三個里程碑。第一個是《家》，第二個是《隨想錄》。后二者是其作品，也是其藝術和思想的結晶。中國現代文學館是巴金為整個中國現代文學做的一個大作品，它包括了中國現代所有作家的成績。
今天，我們應該給巴金新的界定：他是中國文學界的第三代領軍人物。第一代是魯迅，第二代是郭沫若和茅盾，第三代則是巴金。
上世紀80年代，巴金即提出建中國現代文學館，經過了4年時間籌備，文學館落成。1985年，巴金來北京，為中國現代文學館開館。從那以后，他就病了，20多年沒有來過，大家都是到南方(上海、杭州)去看他。1993年，巴金寫信到中央提議建新館。這之后，新館開始籌備。1993年到2000年，是新館建設過程。我們經常拿著模型、資料去南方征求他的意見。此外，作協主席團多次開會，都是去南方，聚在巴老的身旁，聆聽他的教導。
新館建成時，巴老很想再來一次，但這時身體不允許。我們拍成電視、照片送給他看，巴老看到后在病床上微笑。《隨想錄》開頭巴金就寫他做了一個夢，青年人在文學館面前出出進進，走來走去，有說有笑———文學館圓了巴金的夢。
老舍任北京文聯、作協文聯主席，巴老任上海文聯、作協主席期間，巴金頻頻來北京開會，老舍盡地主之誼，經常請巴金吃飯。我父親老舍有一張便條寫道：“老巴：今天中午請你吃烤鴨，全聚德，梅博士(蘭芳)作陪。弟：舍。”體現了他們親如手足的友誼。這種友誼，真值得后人羨慕。巴老不善言辭，但性格像火一樣熾烈。朋友聚會時，他總一個人笑瞇瞇地呆在一邊，但看得出來心情很好。《隨想錄》里一篇《懷念老舍同志》的文章，巴老特別喜歡，屬于巴老重視友情的文章中的一個典型。
1991年，我去蘇聯訪問，到老托爾斯泰莊園里采了些野花，夾干后寄給了巴老。那時，已經握筆困難的巴老，花了很長時間給我寫了一封長信。說“我”很羨慕你能去老托爾斯泰的莊園，老年托爾斯泰有一個崇高的品質：言行一致。并且鼓勵我要像老托爾斯泰那樣言行一致。晚年的巴金非常推崇“言行一致”。
魏明倫(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戲劇家協會副主席)：
他影響了一代人我從小就受巴金作品中人物的影響，他作品里描寫封建家庭走向新的社會以及追求民主、自由的青年，當時給我很大觸動。由于巴金作品的青年特色，其作品有著更加深遠的意義，他影響了一個時代和這個時代的青年。
巴金最了不起的是晚年，他大徹大悟，覺醒得最徹底。通過自己的著作和行動，留下了兩件“了不得”的精神財富：一是懺悔意識。在我理解，即是反思歷史、正視歷史，而不是掩蓋歷史；二是提倡“講真話”。他以身作則，更密切地關注現實，以至超出了文學的范疇，而具有人文的意義，得到了社會共識，成為一種代表、符號和標志。
我與巴金先生有過幾次親密的接觸。1983年，我到上海華東醫院拜望巴老。他一見我就說：“我認識你，昨天在電視新聞里看到你了，你叫魏明倫。”“前次《巴山秀才》、《易膽大》到上海演出，你沒來。”《易膽大》、《四姑娘》、《巴山秀才》這三部作品當時連中三元，獲得全國優秀劇本獎。巴金先生不寫戲劇，但看到川劇后繼有人，他感到很欣慰。“你寫的戲，我在電視里都看了。你連中三元嘛。我是四川人，你我都是巴山秀才嘛。”巴金說這話，還因為《巴山秀才》里的主人公也有一個覺醒的過程。
那一次見面，喚起了巴老對故鄉的深切懷念。他記憶力很強，反應敏捷，不會講普通話，也講不了上海話，一口的四川話，鄉音不改。閑談中，我說起黃佐臨先生這次送我一本布萊希特的書。巴老立即插話道：“肯定是《四川好人》！”我心中一驚，多么敏銳的感覺！多么淵博的知識！當時，《四川好人》在國內還沒有譯本，就連戲劇界內知道劇名的人也很少。將近一個小時的對話，巴老鼓勵我多思考，說真話，寫好戲。
第二次與巴金先生見面是1987年，巴老最后一次回成都。當時他指名要到自貢市來看我的川戲，指名要看《潘金蓮》，這部戲當時爭議很大，但是巴老帶頭支持，使我很受鼓舞。那次是巴老1965年以后惟一一次去劇場看戲。2個小時的戲，巴老坐在輪椅上，由人攙扶著，一直看得精神抖擻。旁邊的人擔心巴老身體，想結束看戲，可巴老推開旁人說：“你別扯我，讓我把戲看完！”
1988年，我在上海《文匯》發表了一篇雜文，巴老很喜歡，一直放在茶幾上，那段時間，凡有朋友去，他就介紹說是我們“四川小老鄉”的文章，說是奇文、妙文。有些句子，他還能背出來。
巴老高壽逝世，按當地風俗，是“喜喪”。我們紀念巴老不應該流于形式。首先要學其為人，其次，我們也應該用“講真話”的精神來紀念這位世紀文豪。
張抗抗(全國政協委員、黑龍江省作家協會副主席)：
“講真話”是他留下的巨大的精神遺產晚上8點多鐘我得知巴金先生逝世的消息。巴金先生一直生病住院，消息來的是意料之中，雖然并不感到意外，但這個既成事實卻使人很難過。
上世紀70-90年代，我與巴金先生見過多次，巴金先生一直是我文學和為人的引領人：他把我領入文學的殿堂，他的精神同時引導著我的文學創作和為人處事。
上世紀70年代末，我去上海巴金先生的寓所拜望過他。我的第一篇小說當時就在巴金先生主編的《收獲》雜志上發表。巴金先生是我文學創作的師長。1979年，我在《收獲》上發表的中篇小說《淡淡的晨霧》獲得了第一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當時，巴金先生是評委會主任，對這篇作品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和鼓勵。
巴金先生的文學創作對于我們這些上世紀70-80年代成長起來的作家發生過很重要的作用。作為晚輩，巴金先生對我個人的文學道路、思想品格和為人都有很重要的影響。
巴金先生“講真話”的精神將一直傳下去，這是巴金先生留給后人的一筆巨大的精神遺產。
巴金先生一直堅持著“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方向，雖然“新文化運動”批判的是封建禮教、傳統的糟粕以及封建專制政體，但在當今社會，這種批判精神對于整個文學界來說仍然需要。巴金先生代表了中國人“講真話”的勇氣，他有正視自己的勇氣和批判意識，這對批判意識缺乏的晚生代作家來說，有巨大的鼓舞力量。
在巴金先生的作品中充滿了對人類的關懷，對社會的關注，對個人良心、道德、靈魂的深入思考。當前，在商業領域，文學界的這種風格和精神有所衰弱；但在文學精神領域，巴金先生的重要地位不可動搖。
唐金海(《巴金年譜》主編、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
他寬厚善良，感情豐富因為編寫《巴金年譜》，我與巴金先生在醫院、家里的病床上以及一些會議上接觸過二、三十次。對于巴金研究來說，《巴金年譜》的編寫非常重要。《巴金年譜》以巴金的思想和藝術追求為線，編寫了1904年-2004年巴金先生的家庭、生活、創作等各方面的足跡，真實記錄了其八十多年的文化、文學生涯的多方面貢獻。
沒有巴老的幫助，1000萬字的《巴金年譜》是編不好的。對于這樣一個橫貫世紀的作家來說，要把許多東西融匯到史料編寫中去是非常艱難的。
我們拜訪巴金先生經常會提一些問題，對于他早年的信仰、生活、家庭、創作、朋友關系、思想變化等各個方面，巴老都能簡要回答。他還經常借給我一些多種語言版本的資料和書籍。
有時候在客廳里與巴老座談，他突然停下來說，“你們等一下———”，然后噔噔噔爬到樓上，抱著一大堆書下來給我們。使我們非常感動。
巴老記憶力非常好，有些資料，什么時候、在什么刊物發表他都記得一清二楚。考證巴老用過的筆名時，我們一說，他都記得哪個用過，而哪個是假的。據我了解到的，巴老至少精通法語、俄語、英語、日語和世界語等語言，巴老至少能通讀這幾種語言的書籍，并且能翻譯。
巴老的人格力量很強，非常有吸引力。他沒有一點架子，非常親切，為人寬厚善良，心地很仁慈。每次去他那，他都說，“小唐老師來啦”。他不激烈、不沖動，但內心堅定，原則性強。有時碰到一些關于他的無中生有的事，他經常說，“過去就過去了吧。自己懺悔，別人也后悔，還為啥子抓著不放呢？”
巴老不善言辭，但感情豐富。有一次他回四川家鄉，別人請他去講課，他怕講課，后來就逃走了。
雖然現在大師的標準眾說不一，但從學術的意義上來考察，巴金是我國為數不多的“文學大師”之一。
巴金是“五四”新文化運動那個時代最后離去的作家，他是“五四”精神承前啟后的人物。他的離去，是一個文學世紀的結束，但同時，“五四”精神又是依靠他延續了下來。
責任編輯：林彥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