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壓抑已經(jīng)成了他們感情生活的一大痛楚
“起得比雞還早，睡得比貓還晚，干得比驢還累，吃得比豬還差。”這是形容中國民工生存狀況的“經(jīng)典”比喻，如今常常被一些“憤怒青年”引申開來自嘲，后面還得加上一句：“賺得比民工還少。
”
在城市人身邊，民工像空氣一般重要的
存在卻往往為人所忽略，他們在建樓、修路、賣菜、送貨、裝修、清潔、做保姆、當保安……他們的戀愛結婚、生兒育女、有喜有怒、笑過哭過……但是這些并不為許多城市人所關注。
與污染同居
有一次，《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在裝修自己新房的時候，猛然發(fā)現(xiàn)了一個以前從未注意的現(xiàn)象:裝修民工與污染同眠——大多數(shù)裝修民工為了省錢，就住在充滿粉塵、噪聲和有毒氣體的裝修房內(nèi)。
記者與來自江蘇高郵的木工師傅陸正來有過這么一段對話：
“你們?yōu)槭裁淳妥∵@里？”
“住這里劃算，上海房租太貴，在這里還可以省水電、煤氣費，干活也方便。”
“你們總是這么住嗎？”
“是啊，我在上海基本上不掏房租，裝修完一家就換到另一家住。”
“這里污染很厲害啊！我一進來眼睛就痛，你們怎么住得下去？”
“沒問題，我身體好得很！”
“但這樣會留下后遺癥的。”
“沒事的，我這么多年都這么過來了。”
“要是到你老了，發(fā)病了，你怎么辦？”
“唉，那是以后的事了，現(xiàn)在哪管得上……我身體真的很好，你放心。”
他拍著瘦瘦的胸脯保證說，惟恐房東以“污染”的借口不讓他住在裝修房里。
城里人對裝修污染畏之如虎，他們都接受過這樣的知識普及：
裝修時，瓷磚、石膏、特別是放射性元素的石材易釋放出氡，氡無色、無味，但對人體的影響卻是終身的，是導致肺癌的第一殺手；多種人造板材、墻紙中都含有甲醛，甲醛被國際癌癥研究機構確定為可疑致癌物質(zhì)，而且還能致使胎兒畸形；苯主要來源于膠、漆、涂料和黏合劑中，人在短時間內(nèi)吸入高濃度的苯，會出現(xiàn)中樞神經(jīng)系統(tǒng)麻醉的癥狀，重者會昏迷乃至死亡……
裝修民工的身體真的是“特殊材料”造成的嗎？據(jù)新華社報道，北京、長沙等地出現(xiàn)多起民工裝修中毒事件，還有民工產(chǎn)下畸形嬰兒。
上海仁濟醫(yī)院呼吸科主任許以平教授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說，在多年門診中，遇到過不少實在挨不住來求醫(yī)的民工，其中有一位油漆工的病例令他印象深刻:“他告訴我最近一直胸悶、氣喘，檢查發(fā)現(xiàn)，這位民工的肺已經(jīng)有哮鳴雜音，日積月累的化學品給他的健康造成了很大影響，后來不得不中斷工作、花大量的時間治療。”
輿論對裝修民工健康的冷漠更令人深思。登上Google，輸入“裝修污染”和“民工”兩組關鍵詞，找到數(shù)十條相關新聞，但一條條閱讀時發(fā)現(xiàn)，“裝修污染”與“民工”均分屬不同新聞，與“民工”相關的，都是指責裝修民工不講信用、偷工減料、野蠻無禮等，沒有人想到在告誡城市居民注意裝修污染的同時，提醒一下民工兄弟。
2002年7月25日，《瀟湘晨報》甚至還有過民工擠住豬圈的報道：
“一個不到10平方米、由豬圈改成的小住房內(nèi)，竟然住著一大群民工。昨日清晨，人們發(fā)現(xiàn)，這個地處（長沙）車站北路某工地的住房里，一位民工因窒息而死。”
“吃得比豬還差”
中國人講究“民以食為天”，但是對生活在物質(zhì)條件豐厚的城市里的民工來說，一個“吃”字，充滿了苦澀。
建筑工地的集體食堂基本上都被承包，而承包者往往與大小老板有千絲萬縷的關系，為了追逐利益最大化，在伙食上克扣民工已是公開的秘密，不少民工在城里，比在農(nóng)村的老家吃得還差。
在上海莘莊南廣場一家新樓盤里，《瞭望東方周刊》聽一位來自湖北黃岡的民工埋怨說：“我們吃得比豬還差！每天都干重活，吃這種東西怎么支撐得住！”
有一次，記者來到一處建筑工地的民工食堂，看到：餐桌黏乎乎的，可以刨得出一層黑泥來；灶臺就搭在低矮的工棚內(nèi)，蒼蠅飛舞，偶爾還有老鼠光顧；大米裝在一個臟乎乎的大麻袋里，上面扔著頭盔、手套，廚房里沒有任何防蚊防蠅措施和消毒設備，大鍋旁邊，有一碗灰色的粘連在一塊的東西，仔細一看，原來是鹽……
民工集體食物中毒，已不可避免地接二連三發(fā)生：
2001年元旦，西安建筑科技大學一建筑工地62名民工誤食未煮熟食物，發(fā)生食物中毒，被送往醫(yī)院急救。
2003年8月，蘇州工業(yè)園區(qū)近400名民工因食物中毒，被連夜送醫(yī)院急救，病人們控訴說:他們?nèi)浅粤斯さ厥程玫牟酥卸镜模∷麄兘ㄖさ氐氖程檬抢习宓拿妹贸邪模?jīng)常從菜場買一些不新鮮的菜讓民工吃，“今天賣不完的菜，明天再拿出來賣，不管賣到第幾天，一定要把這些飯菜賣光為止。”
2004年6月，內(nèi)蒙古烏蘭浩特市一家建筑工地發(fā)生了一起41名民工集體中毒事件，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興安盟疾病控制中心調(diào)查得出的結論是:民工出現(xiàn)嘔吐、腹瀉、腹痛等癥狀，系食用了存放達20小時的剩饅頭所致。
……
去年上半年，中國十多個省市的糧油批發(fā)市場上，陸續(xù)出現(xiàn)了一種被稱作“民工糧”的大米。它比一般大米便宜三分之一還多，而且非常搶手。
“民工糧”因大量銷往工地而得名。從外表看，“民工糧”和其他的大米相比，顏色發(fā)黃，拿在手里聞聞，還有發(fā)霉的味道。
“民工糧”其實就是陳化糧，而陳化糧是指已經(jīng)陳化或變質(zhì)、不宜直接作為口糧的糧食。相當一部分陳化糧中，都含有大量的致癌物醛，以及黃曲霉毒素——目前發(fā)現(xiàn)的最強的化學致癌物。
不少糧油攤位都出售“民工糧”，但“民工糧”并不是擺在明面上，大多是藏在后庫房的，不過也有明目張膽擺在外面的，銷售呈公開化趨勢，在天津，甚至還打出了廣告，上面直接寫“民工米”！
在缺乏行政部門監(jiān)管，也缺乏輿論支持的情形下，民工餐桌上的食物質(zhì)量越來越差。他們曾在鄉(xiāng)村種過糧、養(yǎng)過豬，也許他們的妻子和父母現(xiàn)在還在鄉(xiāng)下種糧、養(yǎng)豬，而如今他們卻在城里吃著陳化糧、垃圾肉……
漫漫回家路
一年一度的春運，一年一度的票荒，一年一度的擁擠與忙亂，身心俱疲，苦澀無奈。
民工買票到底有多難？去年1月10日晚，《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在寒冬的雨夜親歷了民工通宵排隊買票的全過程。
晚上10點，記者來到上海市曹楊路400號——普陀體育館。這是上海火車站為方便民工買票而臨時設立的售票點。記者和民工一道排在等待購票的人海中。那幾天上海連降細雨，站在雨中不知不覺鞋子、褲子就已濕透，冷得直打哆嗦。
晚上11點左右，一位身披雨衣的工作人員走過來，在記者右手背上用紅色水筆寫了一個號碼“481”。記者這才詫異地發(fā)現(xiàn)，隊伍中每位民工手背上都依次畫上紅色編號。編號人員說，11日買票順序就按編號大小排列。
記者不禁有些疑問，既然編了號，大家為什么還要連夜守在門外呢？經(jīng)打聽才明白，等待買票的民工們既不知道工作人員什么時候來編號，也不知道什么時候可以放行到大廳排隊等候買票，即使加上編碼的，一旦錯過“放行時效”也得等在隊伍最后。
凌晨3點左右，天繼續(xù)下著冷雨，濕漉漉的館外馬路邊，已排起了近500米的“人龍”。連續(xù)幾天排隊排出經(jīng)驗的民工們?nèi)蔽溲b，披著雨衣、戴著口罩等在隊伍里，衣服和鞋子用塑料布裹得嚴嚴實實以防濕冷，他們隨身攜帶著熱水瓶、熟食，餓了來點“夜宵”，冷了喝點開水。初來乍到的民工們衣衫單薄地站在風中瑟瑟發(fā)抖，鞋襪濕透實在凍得不行，干脆在馬路邊蹦來蹦去增加身體熱度，馬路上蹦蹦跳跳的隊伍遠看就像一條蠕動的長蛇。
凌晨4點左右，記者明顯感受到一股寒氣從腳底直逼胃里，饑寒交迫。隊伍里傳來了陣陣騷動，七八個穿制服的人驅(qū)車趕來，其中一個號稱是“頭”的胖子高聲吆喝：“排好隊，站好、站好！我們來查號了！”七倒八歪的人群頓時齊刷刷地站起。
5點鐘左右，記者終于隨民工一起，踉踉蹌蹌地走進了賣票大廳，腿腳冰得近乎麻木。大廳里除了偶爾的噴嚏聲外，安靜得很。民工們個個饑寒交迫、疲憊不堪。
大廳內(nèi)，大家都在忙著清理濕透的鞋子和褲子，大廳外“高高興興出門打工，歡歡喜喜回家過年”、“民工兄弟，歡迎下次再來上海”的標語顯得格外醒目，民工手背上一個個編號也紅得格外刺眼。
就在這時，突聽一名身穿制服的工作人員拿著大喇叭高喊:“向大家通報一下，上海西站的票我們這兒一律不售。”聲聲抱怨隨之響起。記者很納悶:難道這些信息只能在通宵達旦排隊后才能告訴民工嗎？
江西來滬打工的羅先生終于買到了當日第一張返鄉(xiāng)火車票，他一邊抹著被雨水打濕的頭發(fā)，一邊有點語無倫次地跟記者說:“票可終于拿到了！”在這之前，年過五旬的羅先生在指定售票點上海普陀體育館外，排隊等候了整整兩天兩夜。
票總算買到了，但漫漫回家路，仍然上演著無數(shù)悲劇。
這幾年，不時可見這種讓人心酸的報道：春運期間列車超載、乘客擁擠，民工突然精神失常。一名突發(fā)列車精神病的民工持刀刺死另一名不相識的乘客，前來制止的乘警也被刺成重傷;一名民工突然拿出一大疊百元大鈔，竟在車廂內(nèi)大把拋撒人民幣；一名民工站立過久，突然打碎玻璃，縱身跳出車外……
2004年1月9日,上海開往重慶的Ｋ74次列車上，從上海打工返鄉(xiāng)的安岳農(nóng)民楊某，由于車內(nèi)擁擠、空氣憋悶，在列車即將抵達重慶站時，夫妻倆精神突然失控，持刀沖進3號車廂乘務員室，將乘務員逼到角落，并將門反鎖。
列車進站后，夫妻二人見到窗戶外有人（便衣警察），情緒激動:“不準看,快走開,我們是鐵道游擊隊……”丈夫不停地持刀揮舞，同時語無倫次地咆哮:“火車到了……我?guī)Я瞬杷銈兓丶伊恕?
警察試圖輕言細語說服他們，氣氛有所緩和，突然一聲高亢的火車嘯叫傳來，那男子觸電般亂叫開了:“鬼子的裝甲車進村了……”語音未落，突然瘋狂地持刀直奔列車員。眼見形勢危急，車外埋伏的幾名刑警一躍而出，用鐵棒砸破了車窗玻璃，一番混戰(zhàn)后，制伏了這名男子，四名刑警亦告受傷。
這類驚險場面越來越多，新華社在2004年1月18日還專門播發(fā)了一則春節(jié)衛(wèi)生知識：
春運期間，相當多的旅客是外出的民工……為了避免發(fā)生類似“旅途精神病”這樣的悲劇，希望外出民工乘火車時，盡量避開春運高峰期。在乘車前要做好充分的準備工作，如長途旅行要備足食物和水，安排好行程，準備一些應急的藥品等。臨行的前一天，一定要吃好、休息好，切忌因情緒激動而影響休息，因睡眠不足造成疲勞。在列車上，盡可能保持正常飲食……
被妖魔化的民工
每年春節(jié)前夕，在北京、上海這些特大城市的一些現(xiàn)代化居住小區(qū)里，會出現(xiàn)這樣的文字：“春節(jié)將至，民工回鄉(xiāng)，希望廣大居民提高警惕，加強防盜意識。”這顯示出，一些城市出現(xiàn)了“妖魔化民工”的趨勢。
例如，杭州某商場工作人員拒絕四個看起來像“民工模樣”的男人進入該商場;某房產(chǎn)廣告稱“小區(qū)安靜，沒有民工騷擾”；某公廁上告示“民工禁用”；蘇州一高檔小區(qū)抵制民工入住，即使這些民工是以合法的租用手續(xù)入住的;廣東省東莞市厚街鎮(zhèn)東溪村公園的門口曾懸掛這樣一個告示長達一年之久:禁止外來工入園，違者罰款100元……
2002年，一位陳姓青島市民給當?shù)貓蠹垖懶牛嶙h在公共汽車上設立“民工專區(qū)”：
“作為北京2008年奧運會的伙伴城市，青島的市民素質(zhì)步步提高，其著裝越來越干凈。而與此同時，在青島打工的民工卻素質(zhì)低，不講衛(wèi)生，衣服上沾滿油污，乘公交車時經(jīng)常碰到市民身上，引起市民的厭惡，時間久了，雙方的隔閡越來越深。最簡單的解決辦法是在公交車上隔出小塊區(qū)域?qū)ｉT供民工使用，這樣可以減少市民對民工的厭惡感，消除雙方的隔閡和矛盾。”
對民工們來說，再苦再累，也比不上城里人歧視帶來的傷害。
數(shù)字100市場調(diào)查公司2004年在北京、上海、廣州三地做過一項調(diào)查，實際完成樣本量327個，調(diào)查結果是：民工受歧視的問題比較普遍，55%的民工認為自己在城市受到歧視和不公正對待，認為受到較大或很多歧視的比例達到20%。
調(diào)查顯示，民工感覺最難接受的是:被嘲笑、作弄或遭人白眼（22%）;被執(zhí)法人員隨意扣留罰款（13%）;服務人員對民工態(tài)度明顯較差（12%）。
調(diào)查同時顯示，民工最反感的歧視內(nèi)容在三個城市具有較大的差異性:北京主要是拖欠工資、被人嘲笑作弄、被人扣留和罰款；上海主要是被人嘲笑作弄;廣州則主要是被人扣留罰款以及服務人員對民工態(tài)度差。
歧視民工造成這樣一種怪象:城市人離不開民工，又希望民工不要進入城市人的生活圈。
零點研究集團新公布的一項調(diào)查結果顯示:進城務工者普遍有強烈的融入城市生活的意愿，他們當中有72％的人表示愿意與當?shù)爻鞘芯用窠煌?2%的人“喜歡城市的生活”，69%的人“希望能成為這個城市的一分子”，90%的人“希望能被這里的城市居民尊重”。但結果往往令他們失望。
一位名叫馮俊巖的民工，在跟《瞭望東方周刊》記者長談時，感嘆說：“我來天津十年了，還未交著一個城里朋友……”
馮俊巖生于1965年，安徽太和縣人，他說：“1994年我和妻子翟秀花一起來天津謀生。從拾荒到賣菜、賣水果，現(xiàn)在有了一些積蓄，還有兩輛卡車，一輛做水果生意，一輛跑運輸拉磚，每年還給家里的老人寄許多錢回去，10歲的兒子也接到天津上學，現(xiàn)在讀四年級。按說我過得還可以，用你們城里話，算是成功人士。可是我有一大苦惱，10年了，沒有交著一個天津市的朋友。”
“俗話說出門靠朋友。10年來，我努力維系著朋友圈子，經(jīng)常交往的鐵哥們也有二三十個，有安徽老鄉(xiāng)，也有其他外地來天津打工的，但都是‘同類人’。我沒交著城里朋友，不是不想交，也努力過，但那是一面熱，人家城里人根本看不起你。”
“也有一種城里人主動找我們交朋友，但幾乎都是城里地痞。起初我們不知道，聽信了‘有事找我們’的話，以為在城里有了朋友，不受人欺負。可是，我們養(yǎng)不起他們，幫一點小忙，他們沒完沒了地找你要錢，賭博、吸毒、找小姐，賺的錢還不夠他們花的，還打人，跟掉進了陷阱一樣。最后花了好長時間，費好大勁才擺脫他們。”
《瞭望東方周刊》就這個問題在天津街頭也隨機采訪了一些市民。他們的回答是:“沒想過要和他們交朋友”;“他們那么臟，怎么可能互相交往”；“他們沒有戶口，沒有個單位，沒有個固定住處，上了當哪里找去”；“沒有共同語言，在一起說什么呢”；“和民工交朋友，沒有搞錯吧，農(nóng)民企業(yè)家還差不多”。
“把你的屎吃掉”
2004年10月11日16時許，黑龍江大慶市讓湖路區(qū)中央大街農(nóng)貿(mào)市場。從農(nóng)村老家進城打工的人力三輪車夫王強像往日一樣，在這里“溜活兒”。突然，迎面駛來一輛汽車。為了躲避汽車，王強慌忙中猛拐向路邊，將三輪車駛到了人行道上。瞬間，三輪車的車輪碾壓到了一對夫婦牽著的一只小白狗，小狗當場死亡。
狗的兩位主人是一副“貴族”派頭的城里人。他們對王強指責了一通后，說：“只要你給死狗磕三個頭，這事兒就算拉倒。”
圍觀的人越來越多。王強無奈，只好趴在地上朝著死狗磕了三個頭。本以為事兒到這兒就算完了，可王強磕完了頭，狗的主人又向他索要600元錢，理由是他們的狗死得冤枉，這些錢是用來“賠償”的。
王強將身上的所有口袋都翻了個底兒朝上，只翻出20元錢。這是他一天的收入。看到那對夫婦不依不饒的樣子，王強額頭的汗水混合著委屈的淚水，順著兩腮流下來。
最后，王強只好向其他人力三輪車夫求助。大家你一元我一元湊到了200元錢。那對夫婦從王強手里接過200元錢，揚長而去……
2004年7月1日晚上11時左右，包繼友和楊海生，兩名在昆明一家私企做保安的農(nóng)民工，到鳴泉村小塘子工地巡視。不久，他們遇到了四名鳴泉村護村隊隊員。
“他們滿嘴酒氣，問我們這么晚了出來做什么，我們說巡查工地。他們不由分說，揮舞棍棒就向我們打來……很快就被打得幾乎昏死過去。清醒一點以后，我發(fā)現(xiàn)我身上的錢包、手機都不見了。”包繼友回憶說。
隨后，幾名護村隊員把兩人押到了鳴泉村老年活動中心，用手銬將他們反銬，令他們跪在地上，把下巴放到活動中心的長凳上，只要頭部稍有挪動即招來膠木棍、鐵管的暴打。
“不久，又有一個人來了，他們五個人出去弄了幾瓶酒來，一邊喝酒，一邊輪流打我們。”包繼友說。
暴行從深夜11點一直持續(xù)到凌晨。包繼友大便失禁，順著褲腿掉了出來。
“我聽見一個人說，把你的屎吃掉！”
盡管被打得奄奄一息，但思維還算清晰的包繼友怎么也不肯聽從。護村隊員繼續(xù)打他。有人用棍子挑起大便，塞到他嘴里……
“我實在被打得不行了，只好吃進去。我吃掉一坨，他們逼著我把另外兩坨也吃掉。第四坨被他們勒令戴著手銬的楊海生用手捧著扔掉了。”
以為已經(jīng)沒事的包繼友被一個隊員按住頭，他們勒令他把地上的污物舔干凈。
“空虛寂寞是進城打工的最大感受”
一個人的生活，應該是由吃喝拉撒、工作、休息、娛樂、感情乃至摔跤、爭吵、受傷、唱歌等等宏觀元素和細節(jié)元素共同構成的，缺少其中一兩個細節(jié)元素，無礙大局，但如果缺少了一兩個宏觀元素，一個人的生活就會傾斜乃至坍塌。
《瞭望東方周刊》對民工做過一次調(diào)查，對問卷進行統(tǒng)計分析之后，記者發(fā)現(xiàn)，工作之余民工的消遣方式十分單一。
其中，男性民工的主要消遣方式可列舉為（可重選）：無所事事（67%）、找老鄉(xiāng)聊天（40%）、打牌或者打麻將（19%）、給家里打電話（19%）、喝酒（11%），有5%的男性農(nóng)民工坦承自己找過小姐。
女性民工的主要消遣方式可列舉的有：給家里打電話（52%）、逛街（35%）、找老鄉(xiāng)聊天（28%）、看書讀報（27%）、吃完就睡（20%）。而城里年輕人業(yè)余生活中“上網(wǎng)”、“泡吧”、“參加培訓或自學技術”、“談戀愛”等主要項目，民工很少選擇。
在回答“城市打工生活，您最大的感覺是”這一個題目時，22%的男性民工、30%的女性民工選擇了“空虛寂寞”。
脫離簡單的數(shù)字，他們的空虛，具體的人和事則更能體現(xiàn)。在成都的一個建筑工地，《瞭望東方周刊》記者見到了來自四川仁壽縣的農(nóng)民蔣春來，他53歲，出來打工五年，單身多年，不久前找了個帶有兩個孩子的寡婦。仁壽是四川一個人口過百萬的農(nóng)業(yè)大縣，記者也曾去過那里，貧窮落后，農(nóng)村里的青壯勞力走了十之八九。
蔣春來是個石匠，性恪直爽，喜歡聊天，也不把記者當“外人”，很快就攀談起來，話題什么都有，并不避諱精神生活話題。
“要說這五年的感受，最大的感受就是寂寞、寂寞、還是寂寞！”蔣春來說。
“我在現(xiàn)在這個工地干了四五個月了，白天干活，晚上就沒事了，干什么呢？我倒是有辦法消磨時間，因為我會吹笛子。這還是當年學會的本事，如今成了個愛好。可惜，我不會那些花哨的新曲子，只會吹幾個老曲子，像什么《南泥灣》、《北京的金山上》等。”
“我還能吹吹笛子，那些什么也不會的兄弟就閑得慌嘍！真正工地上的民工，實際上大多數(shù)都是二三十歲的年輕人，真像我這樣能自娛自樂的很少。大多數(shù)人平時的消遣就是看錄像、玩牌、打麻將。當然，玩牌、打麻將都是要賭錢，否則不刺激。很多人輸?shù)眠B生活費都沒了。”
“這些年輕人大多數(shù)都還沒成家找老婆，可能談上戀愛的很少，因為找不到合適的對象，實在憋得慌，就去找小姐。就拿我們這個工地來說，附近的小姐很多，花幾十元錢就行，還有更便宜的。”
2004年11月27日晚，在北京順義區(qū)白辛莊村順義國際學校對面的一家小錄像廳內(nèi)，五六十名正在看黃碟的民工突遇警方檢查，民工撞倒小屋的石棉瓦墻逃離時，有20余人慌亂中跌進深達六米的化糞池。28日，建筑公司從化糞池里打撈出兩名民工尸體。
人們說，根據(jù)中國的現(xiàn)實條件，當前最基本的，是讓農(nóng)民工在城市里找到活路，不要挨餓；受到管理，不要犯罪;拿到工錢，不要“跳樓”。
然而，農(nóng)民工的精神生活，也已確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了。
情人節(jié)沒有情人
愛情是人類永恒的主題。然而，在民工的生存空間里，這似乎變成了一個奢侈的名詞。
進城務工的農(nóng)民工多為二三十歲年輕人，正處于婚戀的黃金時期。但是，對這些漂泊在城市的農(nóng)村年輕人來說，無論是尋找一段美好的愛情，還是過上正常的性生活，都十分困難。在他們的感情世界，情人節(jié)是沒有情人的。
去年2月14日情人節(jié)這天，《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在與一幫民工聊天時問：“情人節(jié)和誰過？”不料引起一陣哄笑。一個農(nóng)民工說，“情人節(jié)是你們城里人的節(jié)日，與我們不相干。”另一個說，“我們的飯錢都是老板提前給的，哪有錢買花。”還有年紀略大一點的說，“老婆在鄉(xiāng)下，想過也找不著人吶。”最后一個說得更實在，“一天做活累死，哪有心思過節(jié)喲。”
2003年的情人節(jié)，新華社曾組織了一次關于民工如何過情人節(jié)的報道，最后落在報紙上的組稿題目卻是：“我們不喜歡溫馨浪漫的西方情人節(jié)”。為什么呢？原因和前面提到的一樣：沒心情、沒金錢。
在記者進行的調(diào)查問卷中，不少年輕的民工表達了自己對真摯的感情有著一份期待。其中，29%的男性民工、25%的女性民工都選擇了“我相信世界上有真正的愛情，但我還沒找到”，只有極少數(shù)人表示“從來不相信愛情，一切都是逢場作戲”。但各有20%的男女民工同時認為“世上有愛情，但愛情敵不過金錢”。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民工的戀愛如此困難呢？
流動性大、交際范圍窄，是青年民工在婚戀方面遇到重重困阻的主要原因。來自湖北、在上海打工的民工方輝說,居無定所,流動就業(yè),四處漂泊,也許一次失業(yè)就能讓兩個熱戀的打工仔相隔千里，最終成為陌路。他自己就有過這樣的經(jīng)歷。
在《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叢峰的家鄉(xiāng)，也有許多年輕人外出打工,一走幾年,春節(jié)都不回家。可是,為了結婚，他們最終還是要回到家鄉(xiāng)。相反，一些本來在當?shù)剡^日子的農(nóng)民,由于離婚了，便把田地往外一租,扛起鋪蓋出去打工了。許多單身的男女,則往往一去就是十年八載，杳無音信。所謂的愛情、婚姻,在某種程度上,成了惟一維系這些農(nóng)民工與家鄉(xiāng)的紐帶。
尷尬的性
也許，愛情、婚姻、生育都還是一些隨意的話題，而更深一層，農(nóng)民工的性生活問題則顯得有些難于啟齒了。
對于生理處于性欲旺盛期的年輕農(nóng)民工來說，性壓抑已經(jīng)成了他們感情生活的一大痛楚。《瞭望東方周刊》進行過一次問卷調(diào)查，在回答“多久過一次性生活”一項的顯示中，選擇“一星期過三次以上性生活”的男性農(nóng)民工只有5%，而女性農(nóng)民工是0%;有19%的男性、18%的女性選擇了“時間長了記不清”。
在“據(jù)您所知，其他跟您一樣在城市打工的人很久沒過性生活了，他們會選擇干什么”這一道選擇題時，男性農(nóng)民工21%選擇“找小姐”、18%選擇“整夜睡不著”、18%選擇“喝酒麻醉自己”、25%選擇“看黃色錄像”或“講黃色笑話”；女性農(nóng)民工有19%選擇“拼命干活發(fā)泄”，5%選擇“強忍著”。
已婚夫妻因打工而兩地分居，長期沒有性生活時，一根電話線，就成了夫妻間傾訴感情的主要渠道，39%的男性、55%的女性農(nóng)民工通過“給家里打電話”來度過漫漫長夜。
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觀看黃色錄像是民工的主要“精神”生活和“業(yè)余生活”。民工們大都承認，從錄像廳看完黃片出來，心里就癢癢的，想找個“路邊店”。這些打工人群身在異鄉(xiāng)，面臨著巨大生存壓力和心理壓力，加上難以排解的性壓抑，極易導致心理扭曲和變態(tài)，引發(fā)違法犯罪行為。1999年全國性病患者達800萬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城市外來民工。
據(jù)統(tǒng)計，2002年北京市外來務工人員有224.4萬人，已婚或成年民工的正常性生活，因各種因素得不到適當?shù)貪M足，部分人因此患上性壓抑癥。
《瞭望東方周刊》在四川和上海進行問卷調(diào)查時，談到民工性生活調(diào)查或發(fā)放問卷時，經(jīng)常引起在場的農(nóng)民工的哄笑或竊笑，但大伙兒對問卷卻很有興趣，幾乎是一一認真做答。一位22歲的工人還講出了自己的心聲：每次上街，看見美女想打招呼認識，卻又怕人家誤會。這令他很是苦惱。
有一次，他和十幾位工友一起去附近一個公園健身房打乒乓球。一會兒，從門外進來一位美女，他的目光一下子被吸引了過去。這位年輕的民工笑嘻嘻地向記者講述了當時的情景：“開始，我只是遠遠地望著。后來，美女上了跑步機，我便假裝玩器械，走過去近距離地看。當她看我時，我趕緊把視線移往別處。那次，我足足看了有半個小時，但并無惡意。惟一感到遺憾的是，沒有跟美女打個招呼。”
壓抑的性生活，導致了各類奇聞怪事在農(nóng)民工群體中層出不窮。安徽農(nóng)民工邱某白天看見一個報刊亭里張貼了很多人體攝影的圖片，回到工地后，邱某把自己的所見告訴了同鄉(xiāng)。當天半夜，睡不著覺的同鄉(xiāng)與邱某一起來到報刊亭，他們兩個人打著手電筒觀看玻璃上的人體攝影圖片。從此經(jīng)過的行人發(fā)現(xiàn)報刊亭旁傳來聲響以為遇到了竊賊，趕忙報警，河東巡警趕到后才知道實情。
2002年，曾有一條新聞在成都引起了轟動:一個名叫譚福軍的農(nóng)民工爬上蜀都大道旁一工地的腳手架，爭看一家商場搞的“內(nèi)衣秀”而摔傷，此后，他再也不能出外打工了。
26歲的林某來成都打工已經(jīng)八年了。“活兒累點不怕，反正有的是力氣，最難忍受的是晚上躺在床上的時候。”他直言不諱地說，“我是20多歲的人了，當然想女人。想多了之后，精神上就有些受不了。不怕你笑話，我甚至產(chǎn)生過半夜出去攔個女人強奸的想法，但我曉得那是犯法的，只有拼命控制自己，尋找其他途徑（發(fā)泄）。”
這也是他目前面臨的最大精神困擾。“不知道從什么時候起，我開始迷戀別人陽臺上的女內(nèi)褲。后來，我又發(fā)現(xiàn)了工地旁的一個廁所有女人進出……”有一次他進女廁偷窺，被人打得滾進了糞坑里。
北京大學醫(yī)學部主任、中國性學會秘書長胡佩誠提出:解決正處于青壯年打工人員的“性壓抑”辦法來自兩個方面，當然最直接的辦法是圓了他們的鴛鴦夢，通過夫妻團圓、介紹對象這樣的方式從生理上來解決，而更重要的一個解決辦法則是從心理上解決。
精神危機和歧視性管理
一提起農(nóng)村、農(nóng)民，人們的腦海中就會浮現(xiàn)出一個勤勞、淳樸、憨厚的人物模樣，像魯迅筆下的閏土。但記者進行的調(diào)查也明晰地顯示出:當今農(nóng)民工群體正面臨一場精神危機。
劉某進城打工八年，他已經(jīng)換了三四個工作，原因不是因為私企老板克扣工錢，就是自己嫌工資太低。他所在的紙箱廠有50多名職工，大多是年輕人。記者問他廠里有沒有成立黨支部、工會或者共青團，他搖頭說沒有，“我不知道廠里還有黨員。”他在初中時加入了共青團，但“不知道28歲要退團的事”，也不記得自己有沒有交過團費。
他說，廠里平時從來不組織活動，“老板只是追求效益”。工人們業(yè)余無事可干，“打牌的時間最長”，每次打牌都要賭錢。
他所在的廠絕大多數(shù)是外地人，以安徽、蘇北人為主，也有貴州人，平時以地域劃分幫派，“廠里工人打架的事情太多了，不打架我們倒覺得不正常，尤其是打牌賭錢時，動不動就打起來了。”廠里工人打架，幾乎不報警，大部分都私了。
2004年，記者在四川和上海進行調(diào)查時遇到的青年農(nóng)民工，大多數(shù)是初中畢業(yè)或小學文化，很少有人讀過高中，這也代表著城市農(nóng)民工的基本文化構成。最后，調(diào)查問卷顯示，這些人所受到的道德教育仍停留于學校時代和家庭的影響。也就是說，他們的人生觀、價值觀停留于十年或數(shù)十年前，城市的熏陶對他們幾乎沒有什么正面影響。
四川省仁壽縣文宮鄉(xiāng)保樓村小學教師林子江，是一位傳統(tǒng)的農(nóng)村知識分子，他教過的很多學生現(xiàn)在都外出打工了，現(xiàn)在，他又在繼續(xù)教他們的孩子。
林子江說，出去的青年農(nóng)民工，平時很少回家，一般只是在春節(jié)的時候回家。和這些年輕人聊天，我發(fā)現(xiàn)他們在外面沾染了很多不良的習氣。這些年輕人說話，一般都透露出他們在外面吃了“沒文化”的虧，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好好學習。可仔細一問，他們讓孩子好好學習的目的不是成才，不是建設國家，也不是賺大錢、考大學，而是最簡單的幾個字——“不讓城里人瞧不起”。這將極大地影響下一代的農(nóng)村娃娃啊。
記者曾到江蘇省采訪，這里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很發(fā)達，農(nóng)民工很多。然而，市委接待的干部卻熱情地告訴記者：“要了解民工情況，請找公安局。”并強調(diào)說：“我們的民工管理做得很好，經(jīng)驗已被全面推廣，受到中央綜治委的肯定。”
江陰市委宣傳部一位負責人明確告訴記者：“要采訪農(nóng)民工的管理情況，只有找公安局。”記者問：“還有沒有其他部門管？市領導哪位分管？”這位負責人想了半晌，說：“只有公安部門說得清楚。”江陰市公安局一位干部直截了當?shù)馗嬖V記者：“主要目的是防止違法犯罪。”
有關專家指出，這說明一些政府自覺不自覺地走入了一個“歧視民工”的誤區(qū)。這種歧視性的管理傾向，對中國的城市化和農(nóng)村的現(xiàn)代化，將十分有害。
為民工創(chuàng)建城市新家園
如今，農(nóng)民工已成為我國工人階級隊伍的重要組成部分。令人欣喜的是，記者在采訪中發(fā)現(xiàn)，一些地方政府和企業(yè)已經(jīng)開始通過積極創(chuàng)建新型組織載體，開展豐富多彩的文化活動，以滿足農(nóng)民工空虛迫切的精神生活需求，實現(xiàn)了社會效益和經(jīng)濟效益的“雙贏”。
上海市普陀區(qū)桃浦鎮(zhèn)最大的民營企業(yè)新奇生公司，在2003年建立了上海第一個新經(jīng)濟組織的民兵營。記者在這個公司看到，300多名青年農(nóng)民工全部以部隊編制住在宿舍里，各個宿舍窗明幾凈，被子疊得整整齊齊，連鞋子也依一條直線擺放，與大多數(shù)又臟又亂的農(nóng)民工宿舍相比有著天壤之別。
民兵營營長、新奇生公司辦公室主任王玉蘭告訴記者，公司還修建了一個民兵活動室，里面有各種各樣國防教育讀物和其他報刊書籍，每天晚上6點到9點向農(nóng)民工開放，十分熱鬧。她說：“過去，外來務工人員像一盤散沙，業(yè)余時間也沒有什么文娛活動，下班后到外面閑逛，喝酒，醉了就打架，惹是生非，難于管理。民兵營建立起來后，他們的業(yè)余文化生活極大豐富起來。農(nóng)民工高興，企業(yè)也少了麻煩，生產(chǎn)效率也上去了。”
根據(jù)上海市總工會的統(tǒng)計，目前上海的770萬產(chǎn)業(yè)工人中，就有380萬是外來務工人員，占工人總數(shù)的近50%。集體經(jīng)濟、全民經(jīng)濟組織越來越少。由于形勢變了，以前政府工作大部分精力放在企業(yè)身上，現(xiàn)在思路開始轉(zhuǎn)變，根據(jù)外來人員為經(jīng)濟所做的貢獻，慢慢地把主要精力轉(zhuǎn)移到外來務工者身上了。
（本文內(nèi)容已收錄入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的《我的民工兄弟》一書）
責任編輯：屠筱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