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機會區分社會階層
中國人的生育意愿由于現實條件有限而潛藏起來，高收入人群正好有條件通過特權的形式來實現這個意愿
國際先驅導報特約記者傅迦天報道廣州市番禺地區的商人杜家偉因為計劃生育政策的推行，而成為了家里唯一的男孩子。在他1974年出生之后，原本母親想再要一
個男孩子，但是1978年計劃生育政策開始在廣東省推行。這樣杜家偉就“只有”3個姐姐和1個妹妹。
但是杜家偉自己卻有2個兒子，而且還想再要1個女兒。這當然是違反計劃生育政策的，但是杜家偉卻有自己的辦法。他的辦法就是交錢。他告訴記者，當時生第二個兒子的時候，計劃生育部門曾經對他進行批評教育，但是在他交納了一定金額的款項之后，仍然拿到了當地開具的二胎準生證，并且順利地給孩子上了戶口。
而廣東省另外一位接受采訪的張先生卻用了另一個辦法，《廣州市人口與計劃生育管理辦法》規定，“本市戶籍居民與港澳臺居民、華僑或者外國人依法結婚后，仍定居本市且再婚前只生育一個子女、涉外一方無子女或者子女不在內地定居的，新組合家庭可以按規定安排再生育一個子女。”因此他利用自己的關系，辦理了一個馬來西亞華僑證明，也順利地拿到了二胎準生證。
想生二胎的兩個極端
今天越來越多的家庭希望要2個孩子，一方面是仍然殘存的傳統影響，一個家庭總希望能夠有一個男孩子延續香火；另一方面，許多有經濟能力的家庭，希望能夠給孩子塑造一個有伴的成長環境。
據統計顯示，想要二胎的中國家庭，往往占據了中國社會等級的兩個極端，即收入偏低的農村人口和收入居高的富裕階層，只不過他們選擇的方式不同。以往農村為了生二胎而不得不成為“超生游擊隊”的現象，在城市里不可能出現；而動輒數千數萬元的二胎準生證，對于高收入人群來說不算是經濟負擔。杜家偉跟記者計算說，他在給二兒子辦戶口前后，加上二胎準生證的款項，總共支出是6萬多元，這對于擁有一個資產總額達1400多萬的鞋廠老板來說，根本不值一提。
多種超生手段
其實，富裕階層或名人的多胎現象早已為人熟知。在培養“事業接班人”的動機下，企業主往往堅持一定要兒子，有一個兒子還希望要兩個。即使是征收高額的社會撫養費，具有支付能力的他們也絲毫不在乎。據媒體介紹，浙江一個私營企業主，為了生一個男孩而支付了高達40萬元的社會撫養費。
這種情況在全國其他地區的高收入人群中也很典型。這些在影視圈、高等院校、商業機構中的高收入人群，在生育多胎的時候，也試圖不違反法律，他們中有許多人采取的辦法是或同境外人士結婚，或干脆自己就獲得了國外“綠卡”或國籍。
另外，借出國機會在國外生育，令孩子自動獲得外國國籍以規避國內計生政策的，也是目前部分高收入人士利用的方式之一。
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科研所前所長李偉雄認為，介于目前高收入階層的人數較少，這樣不違法的“超生”在數量上對人口數量控制幾乎不會產生影響。但他也同時承認，由于高收入階層受社會關注度高，影響力大，很容易對普通民眾造成示范作用，破壞了政策法規的公正和平等，甚至引發局部事態失控。據了解，一些地區就是當地基層干部和企業主首先違反計生政策，引起超生現象開始在當地蔓延。
欲望強烈
目前對于二胎生育，從計劃生育部門來看，多采取批評教育、宣傳與經濟手段并重的辦法。比如河南焦作規定，凡2002年7月24日以來領取了二胎生育證?熏但自愿終生只生育一個子女并主動退還二胎生育證的夫妻，均可一次性領取5000元的獎勵。而二胎生育證從幾千元到數萬元不等，這對于欠發達地區的確是一個沉重的經濟負擔，不過對于發達地區，尤其是富裕收入階層來說，可能經濟和宣傳就無法成為調節的杠桿了。
據2002年國家計生委開展的“城鄉居民生育意愿調查”表明：如果沒有計劃生育政策的限制，北京、廣州、武漢、西安等地白領，選擇生育兩個孩子的要比希望生育一個孩子的多34．6％。另一個對上海年輕夫婦的調查也顯示，隨著年齡的增長，年輕夫婦越來越想多要一個孩子。
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周皓承認，目前中國民眾的生育意愿同政策導向之間仍然有相當大的差異，目前較低的生育率水平是在計劃生育政策的約束下產生的，而并不是人們生育意愿的真實表現。生育意愿由于現實條件有限而潛藏起來，但一旦機會適宜，生育意愿變成實踐，生育率就會反彈。而高收入，則正好給他們創造了這樣的一個機會。（241）（文中人名，除專家外皆為化名。）
編輯：林彥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