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國民待遇”誘惑難抵 “留學一圈”內資變外資
“我是土生土長的廈門人，但我的公司是外資企業。”說此話的是被稱為“吳老板”的30歲出頭的一位年輕人。個頭不高、身材壯實的他，說話時眼里藏不住生意人的精明。
吳老板一直在廈門生產一種污水
處理設備。兩年前，他在香港注冊了一家公司，并以香港公司的名義與原來的廈門企業合資。“這樣原來公司就成了外資企業，我也成了香港合資公司的總經理。”吳老板對這種變化頗為滿意，“稅少交了不說，企業用地、貸款也比以前方便不少。”
其實，像吳老板這樣，因內外資待遇存在較大差別，或出于其他目的，國內資本境外“留學”一圈后再回來投資的現象，在我國吸引外資中并不少見。
“按照目前學者研究中比較一致的估算，我國每年實際利用外資中，約1/3是國內資本‘留學’后回流形成的‘假外資’。”商務部研究院梅新育博士告訴記者，“也就是說，若按去年我國引資600億美元的規模估算，去年約有200億美元是‘假外資’。”
200億美元內資“留學”離岸金融中心
“假外資”有可能借道香港和各種離岸金融中心回流投資。梅新育認為，由于內地與香港的天然聯系，內地資金進出香港較為便利。而離岸金融中心由于以下特點，更成為內資“留學”的天堂：對資金轉移不加限制，沒有外匯管制；公司注冊程序簡單，可由代理機構完成；公司無須每年召開股東大會及董事會，管理程式簡單；公司注冊資料及文件高度保密；幾乎沒有營業范圍和地區范圍的限制等。
事實上，香港多年來一直是內地最大的外資來源地。而近年來，來自離岸金融中心的外資排名和比重逐年上升。即使在實際利用外資出現下降的今年上半年，英屬維爾京、開曼群島和薩摩亞等離岸金融中心的外資比重，仍呈上升趨勢。
梅新育說：“由于離岸金融中心本身的特點，目前還沒有足夠的統計數據能準確說明‘假外資’的數量，但‘1/3假外資’的估算應能反映大致的情況。”
盡管無法準確統計，但我國部分地區對本地區引資的調查結果，也能顯示存在數量不低的“假外資”。
今年年初，金融管理部門曾對幾大熱點離岸金融中心及離岸公司在京投資情況進行調查及綜合分析。結果表明，2004年北京地區整個合同外資的25%、實際利用外資的33%，均來自離岸金融中心。調查報告指出，來自幾大熱點離岸中心的投資主體中，除境外投資者對北京地區進行直接投資外，還有境內企業、居民個人尤其是民營企業主，在離岸中心設立的公司對境內進行的“返程投資”，且這類資金占調查企業較大比例。寧波市的情況與此類似。
寧波市信息中心今年年中發布的一份報告，在分析了1998至2004年該市吸引外資的情況后指出，在全球外資的三大來源地美國、日本及西歐投資份額逐漸減少之際，維爾京島、開曼群島、薩摩亞等三地在寧波的投資比重卻“異軍突起”。2004年，維爾京島以22600萬美元實際外資位列第二，開曼群島以21933萬美元緊隨其后，薩摩亞居第七。僅以上三個地區實際利用外資已占到該市總額的24.29%，比上年同期提高8.87個百分點，超過美國和日本。報告指出，寧波市“‘假外資’現象有所抬頭，應當引起關注”。
“超國民待遇”優惠真不少
“假外資”的大量存在，暴露出的問題值得高度關注。“首先是以‘超國民待遇’吸引外資的做法，使內資越來越處于不平等的競爭地位。內資為獲得同樣的待遇，‘出國留學’后以外資身份回國投資，是現實條件下的無奈選擇。”梅新育說。
對外資的“超國民待遇”，體現在稅收、土地、貸款、工商管理等方方面面。其中以所得稅最為典型。
據專家介紹，稅收方面對外資的“超國民待遇”，體現在應納稅所得額的確定和稅率兩個方面。應納稅所得額確定方面：稅前扣除規定和標準，主要是壞賬準備、利息支出、業務招待費、企業職工工資支出和福利支出，以及捐贈支出的列支規定不同，使得外資企業更有利于降低應納稅額。資產的稅務處理規定不同，如固定資產的折舊年限，內資企業由行業財務制度規定，而外資企業由稅法規定；再如外資企業取得的股息是免稅的，而內資企業取得的股息則要征稅，使得外資企業稅負進一步降低。
稅率方面。按稅法規定，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名義稅率都是33%。但對外資的稅率優惠，如“三免兩減”以及各級地方政府的優惠，遠遠超過對內資企業的稅率優惠。研究表明，外資企業在中國的平均稅負只有11%。相比之下，中國一般內資企業的平均稅負率要高出一倍，達到22%，國有大中型企業的稅負率更高達30%。
對于身份轉換后的“收益”，廈門的吳老板感受頗深。“優惠的企業所得稅，直接就體現在企業的贏利上。還有土地、貸款、用匯等優惠與便利，對企業發展幫助更大。”
還有部分“假外資”，純屬非法資金。梅新育說，少部分人是在國內獲取的不義之財，包括貪污腐敗的資金，包括有人在國企改革中攫取的國有資產，都希望換成外資身份以取得安全。但這些資金，并沒有能力在海外投資贏利，只能在改換身份之后再度返回國內。“離岸金融中心的高度不透明，為意欲侵吞國有資產的心懷不軌者提供了便利。”
堵疏結合消除“假外資”
要消除“假外資”現象，應從“堵”與“疏”兩方面著手。
“堵”即強化監管。梅新育分析認為，首先應改進對資本流動的監測。應擴大監測的范圍，將資本內流與資本外流、外資企業與內資企業一體納入監測范圍。“同時，如何整頓、規范國資改革，避免通過離岸金融中心發生腐敗行為，也是一個十分嚴峻的課題。”
“疏”就是進一步推進改革，從根本上減弱內資“留學”的動力。
梅新育表示，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為適應改革開放的需要，我國按不同的資金來源和所有制性質分別立法，對內、外資企業實行不同的企業所得稅制度。這種做法，在當時對外資市場準入限制較多的條件下，為我國經濟發展吸引到了大量寶貴外資，使國內企業學到了許多先進國家的管理經驗和管理方法，帶動了國內企業的發展，進而促進了整個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
“但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尤其是我國加入WTO之后三年過渡期滿，情況發生了重大變化。入世前內資企業具有市場準入的優勢，但現在外資的市場準入限制已大幅度降低，對外資的各項要求如外匯平衡、出口、當地成分等都已被取消。在這種情況下，繼續對外資實行‘超國民待遇’，不利于內外資企業平等競爭，實際是對內資企業的‘逆向歧視’，其負面效應越來越明顯。”梅新育說，“從各方面減少直至最終取消對外資的‘超國民待遇’，不僅時機成熟，而且更加日益緊迫。”
利用好內資比吸引外資更重要 內資投資待優化
繼續吸引外資的同時，更加注重利用“內資”，促進“內資”的有效流動；對于中西部、東北等經濟欠發達地區來說，如何不斷優化“內資”的投資環境，讓“內資”能夠享受到和“外資”一樣的優惠待遇，更多地吸引和利用“內資”，將是目前和今后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各級政府需要著重研究的一個重大課題。
責任編輯 原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