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山東省日照市東港區人民法院審結了一起行政訴訟案，山東省諸城市公安局因濫用職權插手經濟糾紛而被法院確認為濫用職權行政行為違法。法院依法判決撤銷了公安機關扣押原告張某款項31.5萬元及收取取保候審保證金5萬元的具體行政行為，公安機關返還原告上述款項（36.5萬元）并賠償原告利息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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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張某原系日照市某培訓中心職工，從事勞務輸出業務。1999年2月11日，張某與培訓中心簽訂了內部承包合同，合同約定，由張某承包培訓中心勞務部，期限兩年，到2001年2月11日到期。2001年2月28日，張某在與培訓中心的承包合同到期后，以“培訓中心張某”（未加蓋“培訓中心”的公章）的名義與外市某對外經濟合作公司、某經濟技術公司簽訂了外派研修生合同，內容為:由張某負責將經濟技術公司26人派往日本研修，外派人員經張某考試合格后向張某交納1萬押金，剩余2萬元待出國手續辦妥后一并交齊，張某所收取的押金自收取之日起，如在一年內不能將外派人員外派，需將所收取的押金在七日內退還給經濟技術公司，其中15萬元押金由對外經濟合作公司代為收轉。2001年4月25日，張某以自己的名義與上述兩公司再次簽訂了外派研修生合同，內容為：由張某負責將經濟技術公司38人派往日本機械操作就業，并約定面試合格人員需向張某交納1萬元押金，剩余4萬元待出國手續辦妥后一并交齊，張某所收取的押金自收取之日起，如在一年內不能將外派人員外派，需將所收取的全部押金七日內退還給經濟技術公司，其中20萬元押金由對外經濟合作公司代為收轉。合同簽訂后，對外經濟公司先后將31.5萬元給付張某。2001年7月，日方稱因外派日本面點師不合格，給日方造成經濟損失，要求予以賠償，并終止與張某等的合作，致使張某與上述兩公司所簽訂的兩份合同不能履行。為避免擴大損失，2002年3月，張某與經濟技術公司簽訂協議，將該公司未外派人員中的12人派往美國賽班。
2002年4月2日，對外經濟合作公司、經濟技術公司向諸城市公安局舉報張某涉嫌詐騙，要求立案偵查，并追究張某的刑事責任。2002年4月14日，公安機關以張某在收取對外經濟合作公司31.5萬元后，在一年內未將人員派出、未退回中介費、原告并非培訓中心職工、亦未受該公司委托為由，以張某涉嫌詐騙立案偵查。2002年5月21日對張某刑事拘留。同年6月14日，張某家屬在公安機關要求下，向公安機關交納了31.5萬元款及取保候審保證金5萬元，張某被取保候審。2002年6月13日，公安機關以張某對犯罪事實供認不諱、已退回贓款為由，予以破案（破案時間為6月13日，領導批示時間為5月23日）。2003年3月15日，公安機關以張某行為涉嫌合同詐騙為由向檢察機關遞交起訴意見書。2003年4月22日，檢察機關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為由，退回偵查。2003年6月12日，公安機關解除對張某的取保候審。
另查明，公安機關在扣押張某31.5萬元款后，于2002年8月2日將該款交給對外經濟合作公司，公安機關對張某解除取保候審后未對張某采取任何強制措施。
張某認為，公安機關以刑事偵查為名將其拘留，并向自己親屬索要36.5萬元（其中5萬元為取保候審金，31.5萬元為贓款），其行為并非是為了行使法律的授權和法律授權的目的，而是濫用職權插手經濟糾紛的嚴重違法行為。張某因此訴至法院，要求撤銷公安機關強制索取錢財的行為，返還36.5萬元，并賠償損失。
庭審中，被告辯稱，本案是公安機關依照刑事訴訟法的明確規定授權實施的行為，原告涉嫌合同詐騙，公安機關屬于刑事偵查行為，不屬人民法院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人民法院不應對該案進行審查，要求駁回原告訴訟請求。
東港法院經審理認為，原告與經濟技術公司、對外經濟合作公司的糾紛屬于合同糾紛而非合同詐騙犯罪。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規定，合同詐騙罪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本案中被告將原告與兩公司之間的合同糾紛作為合同詐騙立案偵查的原因有兩點，一是被告認定原告在與兩公司簽訂的合同中署名“培訓中心張某”的行為屬假冒他人名義簽訂合同，二是原告收取兩公司押金后未履行合同將勞務人員派出。原告本系培訓中心職工，即便原告與培訓中心所簽訂的內部承包合同到期，也不能改變原告系培訓中心職工的身份，原告2001年2月28日與兩公司簽訂合同時仍屬培訓中心職工，且該合同并未加蓋培訓中心印章，因此原告不存在假冒他人名義簽訂合同的行為。原告2001年4月25日與兩公司所簽訂的合同則是原告以自己的名義簽訂的，系原告個人行為，更不存在假冒他人名義簽訂合同的行為。兩公司委托外派的勞務人員未能派出的原因不是原告蓄意不履行合同，而是日本方面在合同簽訂后由于其他原因終止了與原告等的合作，致使原告與兩公司的合同不能履行，后原告為避免損失擴大積極采取補救措施，將其中合同約定的12人派往美國賽班。因此，原告并不存在非法占有財產的故意，被告對原告按合同詐騙立案偵查的理由不能成立。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國家授權公安機關采取刑事偵查強制措施的目的是為了偵查犯罪、打擊犯罪。而本案被告立案后將原告予以刑事拘留，要求原告交納收取兩公司的履行合同押金31.5萬元及取保候審保證金5萬元，在扣押原告款項及收取取保候審保證金后即將原告釋放，將合同押金交給報案人對外經濟合作公司，在對原告解除取保候審后未對原告采取任何強制措施。以上行為證明了被告對原告立案偵查、采取強制措施的目的不是為了偵查、打擊犯罪，而是為了討債，有悖于刑事訴訟法中刑事強制措施的授權目的，構成濫用職權插手經濟糾紛的違法行政行為，不屬于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第二款第（二）項所規定的“公安、國家安全等機關依照刑事訴訟法的明確授權實施的行為”，屬于人民法院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
綜上，被告在對原告以涉嫌合同詐騙罪立案偵查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以刑事偵查為名，以限制原告人身自由的手段達到逼款索債的目的，且長時間不偵查結案，其實質是規避法律，插手經濟糾紛，其行為系濫用職權的違法行政行為，應撤銷其扣押原告款項31.5萬元及收取取保候審金5萬元的具體行政行為，并賠償原告利息損失。據此，法院依法作出了上述判決。
該案判決后，被告不服，提起上訴。二審維持原判，該判決現已發生法律效力。 （完）（金威 王世偉 李可波）
責任編輯 原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