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部門之間的口角，源于法律之間相互抵觸。而法律的抵觸，卻讓政府部門和民眾無所適從
★ 本刊記者／李楊(發自哈爾濱)
伴隨著一陣激烈的爭吵聲，一對青年男女跨進哈爾濱市婦幼保健院的大門。男子排隊掛號，女子在一旁壓低了聲音嘟囔著：“國務院都說婚檢自愿了，憑什么你要強迫我？”
“怎么是我強迫你，明明是省里下了文件嘛。”男答。
“到底是國務院大，還是省大？”
“較這個真兒有什么用？再說，檢查一下也沒什么壞處！”
“要是查出毛病，是不是就不能結婚了？”
“當然不是。報上不是說艾滋病人都結婚了嘛。”
“那結婚登記憑什么要出示醫學檢查證明？”女子反問道。
一旁打掃衛生的醫院清潔員見狀，撲哧一聲樂了，扭頭對一個“白大褂”說，“這幾天凈看見打著架來婚檢的了。”
6月24日，黑龍江省人大審議通過了《黑龍江省母嬰保健條例》，并于當天開始實施。《條例》規定：“黑龍江省實行婚前醫學檢查制度”，“準備結婚的男女雙方，應當接受婚前醫學檢查和婚前健康教育，憑婚前醫學檢查證明，到婚姻登記機關辦理結婚登記”，“婚姻登記機關在辦理結婚登記時，應當查驗并留存男女雙方婚前醫學檢查證明。沒有婚前醫學檢查證明的不予辦理結婚登記”。
這一《條例》的公布施行意味著，黑龍江省成為自2003年10月1日國務院頒行《婚姻登記條例》實行自愿婚檢以來，第一個通過省人大修改條例的方法重新實施強制婚檢的省份。
哈爾濱市婦幼保健院院長孫冬韋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介紹，黑龍江省推行的強制婚檢包括艾滋病、梅毒、淋病、麻風四項。其他各項仍按自愿原則，由新人自行選擇。
她強調，即使查出這四種病，法律也不禁止結婚，而是建議暫緩結婚。
那對戀人告訴記者，他們是大學期間戀愛的，目前同在哈市一家私營企業供職。
“我不是不愿意檢查，誰會對自己和家人健康不負責呢？但我們倆都剛在單位做過體檢，很健康的。”女說。
男子說，“其實，我也對強制的做法很反感。”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有幾個朋友是2003年10月以前結婚的，那時雖實行強制婚檢，但他們都沒做。“托托人，花點錢就混過去了。”
“大家都說婚檢是走形式，再說，要是有性病也早傳上了。”女子笑著說，“婚前性行為現在已經非常普遍了。”男子把頭轉向記者，“但是檢查一下有沒有遺傳病，對今后生育也是好事。”
“那叫孕檢，不是婚檢。再說，也應該自愿而不能強制。要是強制在衛生部門指定的婦幼保健院交錢檢查，還生出了有問題的孩子，政府負不負責？”女子說。
采訪演化成了這對新人的辯論。
不一致的政府口徑
記者就強制婚檢問題先后走訪了黑龍江省民政廳、省衛生廳、省人大，和《條例》剛出臺時相比，這些官員們的口風緊了。
衛生廳新聞處王瑩、龔南紅兩位工作人員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我們7月21日傍晚接到省政府的通知，強制婚檢問題一律不再接受采訪，請記者找省人大。”
民政廳新聞發言人孫振東說，“《黑龍江省母嬰保健條例》是省人大制定的，你們要采訪就去找人大好了。”旁邊一位工作人員小聲對記者說，“最近老有記者來采訪，之后就報道我們民政廳和衛生廳態度怎么怎么不一致。”
接著，記者來到省人大，新聞辦主任姜洪波在電話里說：“這個問題請你們采訪民政廳和衛生廳兩個部門，我們省人大能說的都已經說過了。”正如民政廳那位工作人員所言，“現在大家都不敢說了”
因為省里各部門打架已經打到了媒體上。
黑龍江省衛生廳基層衛生和婦幼處處長姜相春接受當地媒體采訪時表示，實行強制婚檢是出于對人口質量的擔憂。她援引衛生部公布的統計數據指出，2004年中國婚檢率不到10%，個別地方已不足1%。
對此，民政部門在當地媒體上給予了回應。該省民政廳社會事務處調研員魏廣福說，民政部門還是執行《婚姻登記條例》，實行婚檢自愿，不執行新修改的《黑龍江省母嬰保健條例》的強制婚檢政策。民政部門事先也不知道要修訂《黑龍江省母嬰保健條例》，因此《條例》沒有體現民政部門的意見和態度。
記者致電哈爾濱市道里區民政局婚姻登記處，工作人員說，結婚登記只需戶口簿、身份證和三張兩寸合影即可。當記者問及是否需要醫學檢查證明時，工作人員明確回答，“不需要，目前我們沒有接到上級的有關通知。”
相互抵觸的法律條文
政府部門之間的口角，源于法律之間的相互抵觸。
“這其中既有全國人大立法和國務院立法的沖突，也有中央立法和地方立法的沖突。”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李曙光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1995年6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母嬰保健法》第十二條規定，男女雙方在結婚登記時，應當持有婚前醫學檢查證明或者醫學鑒定證明。也就是說，婚前醫學檢查是辦理結婚登記手續的先決條件，即所謂的強制婚檢。
2001年修訂的《婚姻法》第七條規定了禁止結婚的兩種情形，包括直系血親和三代以內的旁系血親，以及患有醫學上認為不應當結婚的疾病。后者并未具體指出不應當結婚的疾病包括哪些。
2003年10月1日起國務院制定并推行實施的《婚姻登記條例》第五條在規定辦理結婚登記時，內地居民應當出具的證件和證明材料中僅列有：(一)本人的戶口簿、身份證；(二)本人無配偶以及與對方當事人沒有直系血親和三代以內旁系血親關系的簽字聲明。而沒有規定要具有婚前醫學檢查證明或者醫學鑒定證明，即取消了強制婚檢。
顯然，引起廣泛爭議的《黑龍江省母嬰保健條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母嬰保健法》一致，而與《婚姻登記條例》相悖。
“毫無疑問，婚檢制度的變革是尊重人權的體現，”李曙光指出，“但從法理上講，國務院制定的《婚姻登記條例》應服從于全國人大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母嬰保健法》。因為根據《立法法》規定的下位法服從上位法的原則，后者是上位法，前者是下位法。”
對于“后法優于先法，特別法優于一般法”的說法，李曙光解釋說，“后法優于先法”指的是同一位階的法，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母嬰保健法》與《婚姻登記條例》并不處于同一層次。另外他認為，二者針對的均為特殊人群，因此都屬于特別法。
“民政部當初起草《婚姻登記條例》時，的確沒有遵循《中華人民共和國母嬰保健法》的相關規定。”民政部婚姻登記處一位官員接受南方一家媒體采訪時承認。
李曙光指出，問題的復雜性還在于，《立法法》第七十九條又規定，行政法規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規、規章。因此，黑龍江省的地方立法不得與國務院頒布的《婚姻登記條例》這一行政法規相抵觸，也就是說，《黑龍江省母嬰保健條例》不得保留強制婚檢的內容。
“這搞得我們無所適從。”拒絕接受采訪的黑龍江省人大新聞辦主任姜洪波在電話里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如何打破關于強制婚檢的法律困局，李曙光認為，問題的解決權在全國人大。
去年5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增設了一個備案審查室，其工作之一就是，審查下位法和上位法尤其是與憲法的沖突和抵觸
如果有關法規規章的規定存在違反憲法或者違反法律的情況，全國人大常委會可以按照法定程序撤消相應的規定，也可以要求制定機關自行更改。
“只有全國人大備案審查室的介入，才能終結強制婚檢的法律爭議。”李曙光說，“這涉及到《立法法》和憲法權威的問題。”
公權對私權的干涉？
《羊城晚報》7月27日報道，“由國務院法制辦、民政部牽頭，衛生部、人口計生委、財政部聯合組成的國務院聯合調查組，就這一長久爭論的話題給出了最新的答復。答復指出：婚檢對預防出生缺陷作用有限，且婚檢存在大量‘走過場’的現象；婚前醫學檢查應當鼓勵，但加強婚檢工作必須堅持婚檢自愿，不必要也不宜實施強制婚檢。”
但國務院的調查結果并未給這場爭論劃上句號。
《新民晚報》兩天后刊登報道，稱“國務院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辦公室與民政部、司法部、衛生部、國家計生委、國家廣電總局、中國殘聯等七部委聯合在北京召開研討會，來自22個省(區、市)的專家和實際工作者就婚檢問題，展開了全方位的深入研討。研討會上不少專家認為，強制婚檢比自愿婚檢更符合國情。”
事實上，連日來，關于強制婚檢爭論的主要觀點可謂涇渭分明——支持者強調，不強制婚檢將導致人口質量下降等社會問題；而反對方直斥恢復強制婚檢是公權對私權的侵犯。
哈爾濱市婦幼保健院院長孫冬韋用數據證明，實施自愿婚檢后新生嬰兒缺陷出生率增高的說法是有依據的。她向《中國新聞周刊》提供的該院出生缺陷檢測比較顯示，2003年缺陷出生率為7.02%，實行自愿婚檢的2004年升至7.80%。其中，梅毒、淋病、尖銳濕疣2003年均沒有出現，而2004年分別出現了27例、13例和5例。
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鄧偉志堅決反對恢復強制婚檢，并稱這是法律的倒退。他說，盡管法律并未禁止患有那四種病的人結婚，但強制婚檢使婚檢成了結婚的必要條件，使婚姻成了有條件婚姻、限制婚姻，因此還是侵犯了婚姻自由。同時，強制的做法使公民無條件地將自己的隱私暴露給外人，這是公權對私權的干涉。
對于防止缺陷嬰兒增多的問題，鄧偉志認為，應該通過孕檢而非婚檢加以實現。但鄧也同意，防止性病蔓延要通過加強婚檢宣傳，以及推行免費婚檢等方式引導公民主動檢查，而不能施以強制手段。
事實上，2003年10月國務院頒行《婚姻登記條例》實行自愿婚檢時，就曾引起廣泛爭論。目前，強制婚檢盡管具有一定法律依據，但李曙光認為，不符合以人為本的法律條款應該加以糾正。
“任何事物都有硬幣的兩面，婚檢自愿如同收容遣送制度的廢止曾一度使街頭流浪乞討人數增多一樣，這些社會問題的解決要依靠管理方式的轉變加以實現，盡管這種轉變是一個相對漫長的過程。”李曙光說。★
法律頒布只是法治之始
對于實現法治來說，制定法律只是一個開端，最繁難的問題，通常發生于法律制定之后。而立法者往往重視前者而忽略后者。
★ 本刊評論員/秋風
黑龍江省以地方立法形式試圖恢復強制性婚前健康檢查，不經意間打開了一個錯綜復雜的法律沖突陷阱：這里既有全國人大通過的法律和國務院制定的法規的沖突，也有地方法規與國務院法規的沖突。
怎么解決？上上下下都在等著下文。
現有的法律倒也并不是沒有預料到這種情形。《立法法》第八十五條規定，法律之間對同一事項的新的一般規定與舊的特別規定不一致，不能確定如何適用時，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裁決。
另一方面，《婚姻登記條例》是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黑龍江省母嬰保健條例》是地方性法規，由該省人大常委會制定，按照《立法法》的規定，該省人大可以撤銷它，或撤銷其中與上位法沖突的條款。
現在的問題是：不管是地方人大還是全國人大，幾乎從來沒有履行過這一職責。
有一位法官曾大膽進行過嘗試。2003年初，河南洛陽中級法院法官李慧娟在審理一起案件中，面對《河南省農作物種子管理條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種子法》之間的法律沖突，宣告“《河南省農作物種子管理條例》作為法律階位較低的地方性法規，其與《種子法》相沖突的條文自然無效”。這一司法審查嘗試引起軒然大波，她因為越權而遭到處分。
無權解決問題的法官陷入困境，有權解決法律沖突的機構，卻沒有承擔自己的責任。凡此種種似乎可以證明，目前的法律沖突解決機制，不是一種靈敏有效的機制。
80年代初開始，法律的政治地位逐漸提高，而一談到法治，人們首先想到制定法律。立法機構帶著只爭朝夕的心態，以極高的效率制定出一部又一部法律。然而，對于法治來說，制定法律只是一個開端而已，最繁難的問題，通常發生于法律制定之后。
在法律頒布之前或之后，就需對其是否正當合理，更具體地說，是否合乎憲法、是否合乎法治原則進行審查。我們的法律對此有所規定，比如，省人大可以對較大的市的人大所制定的法規進行審查，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去年設立的法規備案室，似乎也準備對全國各層面的法規進行審查。但顯然，這種機制并沒有正常運轉起來。
由于立法過于倉促，或是立法技藝比較粗糙，立法主體繁多，各個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律之間的沖突相當普遍。但是，像黑龍江恢復強制婚檢的地方法規一案所顯示的那樣，現有制度中，法律沖突的解決機制是不健全的，即使法律上有所規定，也徒具空文。
過去二十多年來，立法者忙于立法，而缺少考慮，真正的法律究竟是什么樣的、應當具有什么的形式特征和精神氣質？如何確保法律合乎天理人情，合乎憲法的基本原則和法治的真實精神？怎樣的法律解釋與沖突解決機制才能確保法律的統一與一致？
至于審查法規的合憲性、合法性的權力，各國普遍地交給法院——不管是普通法院還是專門的憲法法院；解釋法律更是法官的當然權力；法律能否為當事人提供及時而有效的救濟，更有賴于司法體系之去行政化、非地方化。
如果說，我們以前是為了補課而忙于立法，那么，今天，法治建設的重點，就應當轉向建立、完善法律頒布之后解釋、適用法律的制度框架。法治不等于法典、法規的匯編。法治意味著一整套原則，包括：法律必須合乎普遍的正當與理性；法律必須一致和統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