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何磊
□2003年“國辦發1號”文件出臺六項規定解決拖欠克扣農民工工資和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等問題
□2004年，中央政府發文要求改善農民工進城務工的就業環境
□今年的中央1號文件把農民工正式列入了產業工人的隊伍
“從中央政府角度，該給農民工的政策都給了。可為什
么仍然有這么多問題呢？”
作為持續跟蹤研究農民工問題的資深專家，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宋洪遠自問自答：這正是當前迫切需要搞明白的問題。而問題的關鍵在于怎樣執行政策。
宋洪遠注意到最近媒體報道的“阿星殺人事件”。他認為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個案，在阿星的背后，新生代農民工的問題，正浮出水面。事實上，宋洪遠所在的部門，正在全力調研———把農民工問題搞清楚。
“中央政府該給農民工的政策都給了。”在不久前的一次論壇上，面對前面幾位專家將“民工荒”的原因一致指向政策時，宋洪遠坐不住了。他希望這些專家先去研究一下政策，不要再做重復勞動了。
“現在的關鍵是怎樣執行。”宋洪遠列舉了自2002年以來中央政府幾乎每年都發的專門針對農民工的文件。
2002年，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溫家寶在中央農村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出了解決進城務工農民工問題的16字方針：公平對待，合理引導，完善管理，搞好服務。
2003年，中央政府又接連發出3個文件，并修訂一個條例。這三個文件分別是“國辦發1號”、“國辦發78號”、“國辦發79號”。
“國辦發1號”文件中主要規定了6方面的內容：取消針對農民工的歧視性政策規定以及不合理收費等；解決拖欠克扣農民工工資，保障農民工權益；解決農民工子女的義務教育問題；對農民工進行職業培訓；改善農民工在城市的生活居住條件及工作環境；對農民工進城務工做好跟蹤服務。
“這6個方面都有具體規定。”宋洪遠反問記者，還有什么問題沒包括在這個中央文件中呢？他說，此后發出的“國辦發78號”、“國辦發79號”文件，又分別對農民工子女的義務教育問題及農民工技能培訓問題作出專門規定。
此后的2004年，中央政府又發文要求改善農民工進城務工的就業環境。今年年初，國務院又發出進一步改善農民工進城務工的就業環境的文件。此外，今年的中央1號文件還把農民工正式列入了產業工人的隊伍。“如此一道道的‘金牌令’，為什么沒有起到它應有的作用呢？”宋洪遠說，這正是他希望專家同行們深入研究的問題。
從1995年開始，宋洪遠和他的同事們開始對安徽和四川兩省的農民工輸出地進行入戶調查。而且，每隔兩年他們還要進行一次回訪。“2003年以來，農民工進城務工的各種環境的確有所改善。”這是宋洪遠對分布在安徽、四川兩省的至少400名外出務工人員訪問的結果。
那么，既然現在的環境比前些年有所改善，可為什么會在去年出現被專家稱為“有效需求不足”的“民工荒”呢(所謂有效需求不足，是指造成“民工荒”的原因不在于農民工數量少，而是老板不肯出價。———記者注)？這是記者的疑問，也是宋洪遠最近一直在思考和研究的問題。
宋洪遠鼓勵記者繼續深入研究新生代農民工的問題。他說，或許能從人的變化中找出答案。“研究每一項政策，都離不開政策制定、政策執行、政策評估三個環節。”宋洪遠說，或許現在的問題出在后面兩個環節。他認為，中央針對農民工的政策沒有得到有效執行，更沒有一個有效的監督機制。“為什么不能得到有效執行呢？”記者問。“利益問題。”宋洪遠認為，政策出臺了，但沒有調整好一些執行部門的利益問題，從而導致政策失靈。他舉例說，關于農民工培訓問題，中央財政的配套資金下來后，勞動、教育及農業部門都爭著要做，“大家是在爭利益”。他說，最終的結果可能是，這部分資金跑到了個別部門，而不是農民工身上。此外，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問題可能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部門之間的利益、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利益，以及地方政府之間的利益問題，都集中反映在農民工的身上。在廣東省東莞市，一位政府官員曾對本報記者訴說他們的“委屈”：從我這里掙走工錢，還要我來承擔他的子女教育問題。這位官員認為，這個成本至少應該由農民工的輸出地和工作地的政府來共同承擔，否則就不公平，而且當地政府也沒有義務為這些非戶籍人口解決所有的保障問題。“現在的關鍵是做好各方面的利益調整，最終明確農民工的各類問題該誰管、誰來買單。”宋洪遠說。
調整好利益關系，對于解決問題至關重要。然而，有一點是不容忽視的：農民工這個群體，在現代化建設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巨大貢獻。
(本報上周對阿星事件的報道中，為保護當事人，將“阿星”化名為“阿新”)
記者來信：忽視平衡意味忽視社會責任
――阿星事件一些媒體報道反思
本報記者 劉暢
平衡，是傳媒報道公眾事件的一個原則，它要求媒體在完成傳播的過程中，收集信息全面、客觀、公正，避免傾向性和感情色彩。因為，公眾接受新聞，第一要素是接受事實，而不是夸張的情緒、非理性的贊美。
阿星事件的一些媒體報道，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平衡的原則。讀者看到的是充滿了傾向性的圖文報道，所以，才有了一封出人意料的“情書”：一個女孩“將關于阿星的報道看了4遍，看他的照片不少于20遍，她覺得阿星的眼神很溫和，在她心目中的印象是美好的，她甚至把他的照片剪下來貼在每天隨身帶的筆記本里。”她對阿星說：“雖然是在報紙上見到你，但我卻有想擁抱你，吻你的沖動”、“我知道你沒嘗試過戀愛，如果有一天有機會的話我愿意讓你嘗試。”
在刊登這一“特殊情書”的報社，“傳閱它的人無不為這個女孩的善良和勇敢動容”。進而報紙版面上出現了“善良的女孩，你在哪里”的煽情追問。
不了解這一事件來龍去脈的人也許會問：阿星是誰？受到如此禮遇，他是我們這個時代的英雄嗎？其實，這是一個說來并不復雜的犯罪故事：一個曾經與犯罪團伙朝夕相處的青年，一直在內心拒絕犯罪，但最終在遭遇種種不公之后，因為拖欠工資，怒殺和他同為打工者的工廠主管，成了犯罪嫌疑人。
毫無疑問，阿星的故事有深層的社會原因：城鄉二元結構造成的身份差別，進入城市后遇到的種種歧視與不公，生計的艱難，求職的不易，欠薪的悲憤……這些，足以讓人們對這一邊緣人群的境遇產生同情。
問題出在一些媒體在報道阿星事件時所制造的“媒體語境”上。在這種語境中，倫理基礎是“他本來可以不殺人”———網友對此說得更為透徹“是社會逼他殺了人”———于是，阿星的遭遇具有了群體遭遇的共性，阿星殺人前的內心掙扎，也獲得了更廣泛的社會認可。這樣的語境，將一個犯罪嫌疑人有意無意之間渲染成了“控訴農民工不平等待遇的英雄”，引起輿論的“一邊倒”，也迅速地引出了一個陌生女孩勇敢的“情書”，在客觀上構成了對社會法治精神、倫理秩序的負面影響。
作為嚴肅的職業記者，我們不能贊成這種媒體語境對社會價值系統的沖擊。理由有三：
首先是由于報道的傾向性和信息的不完整性。對阿星事件的報道，更多依賴于他本人的自述。而自述往往帶有信息渠道單一、主觀性強的弱點，容易“說什么是什么”。當事人的內心活動具有“無法證實”的特點，比如，殺人是在什么情況下進行的，當事人的敘述是否真實，他的內心是否偏激———這些似乎難以得到證實。新聞報道的重點和原則，應該是事實，而支撐事實的，是堅實、強有力的證據。這一報道角度，基本傾向是“同情”，筆調煽情，似乎在用大量的篇幅來講述一個犯罪故事“如何如何事出有因”———盡管“掙扎著”不犯罪，最后還是與“砍手黨”(犯罪組織)一樣了。至于犯罪案件的另一方———已經身亡的受害者，他的家庭，他的不幸，以及這一變故帶來的傷害，在報道阿星的第一時間，似乎被媒體“忽略不計”了。
10年前，筆者曾專程到監獄里對眾多殺人罪犯進行過采訪，從每一個犯罪者身上，筆者都可以或多或少地找到社會問題的影子，也可以說，促成他們殺人的，有一定的社會因素，比如管理積弊、救濟無力等等。如果殺人“事出有因”、“責任全在社會”的道德邏輯成立的話，那么，幾乎每一個殺人者在受到法律制裁的同時，都可以被視為“以自身經歷控訴社會的英雄”了。
其次，一些媒體報道的傾向性，來自于對刑事犯罪這樣包含個人極端行為的放大效應，有意將一個人的極端行為，與一個群體所面臨的現實問題等同。作為媒體從業人員，面對一些城市居民和管理部門所說的“外來人口犯罪”，我們歷來持有不同意見。將犯罪分為“本地人”、“外來人”本身就不科學，也帶有某種歧視和不公的傾向。所以，我們反對將“農民工犯罪”、“外地人犯罪”作為一個特有詞語強加給這一群體。這一報道似乎與之相反，強烈暗示著，由于不公，一個群體在用犯罪(殺人)的極端方式來對抗社會，阿星就是“這一個”。因而，將阿星殺人，等同于新生代農民工問題，對于更多在城市里工作、生活的農民工來說，是不公平的。難道這一群體的人都徘徊在犯罪邊緣？事實上，這一群體是我們國家現代化進程中不可缺少的積極力量。
第三，這一事件的一些媒體報道帶有人為操縱、策劃痕跡。話題的預設，記者送阿星投案的新聞，以及動員受眾參與書寫“對阿星說的話”，充分發揮了傳媒動員社會的特殊功能，已經超越了記者———新聞發生的記錄者的角色范疇，成為新聞發生(比如，阿星投案的場景，構成了這一事件報道的新聞由頭)的參與、安排甚至導演者。我們認為，一個對職業有著清醒認識的記者，他的腳步應該停止在公安機關門前，否則，就會形成媒體干預的“同伴效應”。在公安機關的候問室內，記者安慰阿星的大幅照片登上報紙版面，這種主觀強調記者作用的操作方式，毫無疑問是有悖記者這個職業的基本倫理的。
我們深知，對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進程作出貢獻的農民工們，目前還較少享受到經濟快速發展的成果。由于城鄉二元結構的長期存在，農民工面臨的問題，比如就業、報酬、子女就學等基本權利，以及他們應該享受的社會福利，也遠沒有得到解決。這些問題的存在，直接證明了建立和諧社會的緊迫與必要。所謂“寧可在城市里餓死，也不回農村”的極端說法，和殺人這樣的極端行為一樣，將其強加、上升為一個群體面臨的共性問題，既不成立，也不負責任。
中國社會要發展，農民問題是天大的問題，怎么強調都不過分。農民工問題，是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和現代化進程中必須解決的問題。作為現代社會的公民，我們倡導法治精神，尊重每一個人的生存權利、生命權利，包括被阿星殺害的那名同樣是打工者身份的主管。需要指出的是，他并不是一些媒體所譴責的對農民工不公平的管理制度的化身和代言人，相反，他可能有著跟阿星一樣的生活境遇。
面對不公，現代社會設計了種種救濟手段，作出了種種制度安排，比如，法律、司法、慈善。面對不公，任何社會都不會倡導采取極端手段，否則，群體效仿，不但不會解決社會不公，還會帶來廣泛的非理性暴力。媒體的不完整報道，毫無疑問，對一個人的經歷、思想具有放大作用。以信息不完整、贊美、同情等種種手段，放大了加害者的合理性，縮小了受害者的無辜和不幸，人為地將一個殺人者制造成“悲情英雄”。新生代農民工問題固然重要，但如果選擇的報道角度忽略了現代社會基本的法治精神、社會倫理，對于視公信力為生命的傳媒而言，是一個危險的信號。
責任編輯 原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