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啟正簡歷
1940年1月生，北京市人。1963年畢業于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近代物理系。曾在核工業部第二研究設計院、航天部上海廣播器材廠工作二十年，任教授級高級工程師、副廠長等。曾多次榮獲上海市和航天部勞動模范、先進工作者稱號，并獲3項發明專利。歷任上海市工業工作委員會黨委副書記、中共
上海市委常委、組織部部長，上海市副市長兼上海浦東新區黨工委書記及管委會主任。1998年調任中共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是中共第十六屆中央委員。趙啟正被外國媒體稱為“浦東趙”、“中國政府的公關總領”、“中國屈指論客”、“中國的形象大師”。-
采訪趙啟正是在驚訝中開始的。離約定的時間還有幾分鐘，會客廳的門忽然響了一下，我以為是工作人員進來倒水，一抬頭卻發現趙啟正已經站在面前了。
他對我們抱了抱拳說：本人趙啟正，你們下午好，咱們開始吧。
我們的話題從書開始。我手里有一本在上海書城新買的今年5月第二次印刷的《向世界說明中國》，是趙多年來演講和談話筆錄的一部分。很難想像一名政府部長的講話錄會成為暢銷書，但趙啟正創造了這樣一個“另類奇跡”。
“這本書剛上市就三次重印，”他不無得意地說，“出版社只給了200本，同事和同行們都送不過來，別的部長們幾乎還都沒有送。”
趙啟正說他在上海有80箱書，是那種裝電腦的標準箱，“我的一大苦惱就是書沒地方放。我一天不看書，就好像一天沒吃飯�！�
我問他最近在讀什么書，他說同時在讀三本書:一是再讀馮友蘭的《中國哲學簡史》;二是中國作者單純寫的有關宗教哲學的書，“這本書寫得非常有水平，可惜識貨人不多”;還有一本是最新翻印的1900年在日本出版的一本書叫《新渡戶稻早》，是研究日本文化緣起的。“了解他們，好和他們對話啊�！彼f。
談到是否可以問一些“私人問題”，他爽快地回答說:完全可以。然后他把自己的家庭和成長情況一一做了介紹。談及業余生活時，他笑笑，停頓片刻，然后說：這么多年沒有自己的生活，沒有休過假，想想自己也挺——不叫可憐，也挺什么的……公務員哪有自己的生活啊。我的生活安排很簡單。我這不是苦行僧，是多年工廠生活的訓練。
趙啟正對所謂的機關作風很不以為然。他說機關干部中午要睡午覺，大白天的像夜里一樣，到處都看不到人，“我來的時候，凡是局長，屋里必有一床。這哪像辦公室啊？我讓把床都搬出去了�！�
他用紙都是用兩面，很恨浪費。“我收到的報告翻過來，就第二次使用了。
《瞭望東方周刊》:你的新書《向世界說明中國》出版了。你是外宣辦的主任，為什么不用“向世界宣傳中國”這樣的題目？
趙啟正:宣傳在中國是一個非常好的詞匯。我黨的宣傳工作也有優秀的傳統。但對外交往中，人們往往會把宣傳翻譯成一個不太準確的詞，叫PROPAGANDA。這個詞，跟中文的宣傳不能對應。所有的美國的英國的字典，它都有一個貶義的意思，有強詞奪理、勉為其難甚至置事實不顧去說自己的主張的意思。所以在和外國人交往的時候，就不用宣傳這個詞，在和我們自己同志交往的時候，還是用宣傳這個詞，因為我找不到合適的能夠代替宣傳的詞。
宣傳這個詞的使用被外國很多國家用濫了，已經賦予了反意了。但是你用說明這個詞，就是給人家信息，是介紹、解釋、交流、溝通。具體怎么說明中國呢？就是中國故事，國際表達。中國故事是什么？梁山伯與祝英臺是中國故事，小提琴協奏曲就是國際表達。用民樂也能傳播，但不如用西樂傳播得快。要說明就要解釋，要注意外國人的生長環境，他們的教育背景、知識領域，外國人的意識形態、宗教信仰。所以簡單地翻譯成外文是不行的，應該改寫。
《瞭望東方周刊》:你曾說過 “人有人緣，國有國緣”。那么這個國緣靠什么來塑造和維護呢？
趙啟正:國緣就是世界領域內，多數人對你的印象和信任感。首先這個國家本身應該是一個好的國家，人民是一個優秀的民族，就容易受到世界的尊重。但事實并不那么簡單。有被人不了解的時候，有被人誤解的時候，有被某些懷有非善意的人攻擊的時候。所以你不能抱有自然的你愛怎么認識我就怎么認識我吧的態度。
作為個人你可以與世無爭。比如說你聶曉陽借錢不還，學歷是假的，不是這么回事，但你也許與世無爭，就認了。但國家不行。我們不能被人說借錢不還。我們借的錢都是還的。有借有還，再借不難。但有人否認這一點，那就不行，我就得說明。所以國緣實際上是你的軟力量。國緣好，軟力量就強，你就可以降低國際活動的成本。比如說，我去貸款，如果國緣好，立即貸給我，否則要么不給我，要么利息高。如果不信任你，關于付款方式的談判就會沒完沒了。
我們如果在聯合國沒有這么好的國緣，美國每年在日內瓦人權問題上都提出攻擊中國的提案，我們就不會每次都絕對有把握勝利。這是真實的國緣，因為這些發展中國家和理解我們的國家知道中國政府也是高舉人權旗幟的。所以國緣好是一種力量，它是一種和軍事力量、經濟力量不同的一種力量。似乎是看不見，但它是客觀存在的。似乎是虛擬的，但是又能轉變為實實在在的東西。
《瞭望東方周刊》:你做新聞辦主任7年多了，在你眼里，中國的形象或者說叫“國緣”在這期間發生了哪些變化？
趙啟正:中國的國緣是越來越好。對中國的認識越來越清楚。國際主流媒體所表達的中國形象不是一致的。各個報紙不同。不同時間不同，各個問題也不同。有的國家在經濟發展上很稱贊，有的對什么都贊成，就是對我們的宗教政策不太了解。我們要注意主流的，所謂主流的就是傳播最廣的，有眾多的受眾的。因此我們每天在分析國際輿論，看到變化，抓住主流。如果你不抓主流，工作就沒有針對性。
在網絡時代，在信息泛濫時代，先有一個結論去找證據不難。我看到一個報道，說一個少數民族阿婆，90多歲了，吸了一輩子煙，不但沒有受害，反而活得很硬朗。你可以找到這樣的例子，但這不是主流。我們不能指望全世界都說你好，特別是不能指望對中國懷有偏見甚至有某些敵對情緒的人說我們好。但主流上說對中國的認可度是大大提高了。
《瞭望東方周刊》:有人認為中國記者提問比較四平八穩，外國記者好像鋒芒畢露。你怎么評價不同的提問風格？
趙啟正:我說的可能尖銳些。我在上海接觸各國記者很多，我在世界各地被電視臺采訪也很多。外國記者很多的確咄咄逼人。他們采訪的準備也是相當充分的。邁克.華萊士采訪江澤民同志時，我當然事先要摸一摸他要采訪什么。他拿出一摞紙，8開的9頁，密密麻麻寫滿了。還有兩本書，都是外國人寫的關于江澤民的書。他說，我不能告訴你，要不采訪時就沒意思了。我說你告訴我大概，有好處，到時候咱們呼應緊密，他給我說了有90%的題目，但特別尖銳的還是沒有說。他甚至連江澤民幾月幾日幾時從上海到北京都知道。他掌握的素材非常好。
伊朗的一個交通部長一次在上海和我談購買中國機車的事。我說伊朗的留學生在美國功課很好，和中國人一樣，也就是說，我們的合作是發展中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合作，是聰明人和聰明人的合作，一定能取得成功，還有其他一些生動的話。當時有中國記者在場。第二天，有的報紙就報道說“在友好融洽的氣氛中進行了談話”等等，而另外一家報紙就把這些生動的話都報道出來了。有的報紙管得嚴，但至于嚴到這份兒上嗎？也有記者偷懶的一面。再比如有一個泰國領導人游黃浦江，雙方都有很多記者。一來泰國記者就把我圍上了，我說中國記者你圍他啊，結果中國記者圍上去了還看我，說趙啟正副市長我可以問嗎？我說問啊，結果我們的記者就問人家到中國來有什么感想？這是最壞的問題，不動腦筋，你對他的歷史，他對中國的態度一無所知。
《瞭望東方周刊》:你喜歡回答什么樣的問題——中規中矩的還是富有挑戰性的？
趙啟正:我喜歡富有挑戰性的問題。因為挑戰性的問題往往是外國最關心的問題，你回答后容易得到傳播。效果好。我們對外宣傳講究效果論。我們要盡量爭取正面效果，避免負面效果。正面報道為主。但什么是正面報道有時候并不清楚。你就只認一個道理，就是問報道出來效果是正面的嗎？什么是負面報道，我的定義是，凡是阻礙社會進步的，就是負面的報道。但不是因為負面消息就不報道。報道負面消息也可以產生正面的效果。
《瞭望東方周刊》:作為部長，你似乎有很多朋友。你的交友之道是什么？
趙啟正:以誠相待。不要怕在別人、年輕人面前暴露自己的愚蠢。因為你暴露你的缺點，暴露一次就能克服一次，暴露一次無知，就能彌補一次，變成有知。交朋友是一種享受和愉快。不是說你送我一個領帶就是朋友，真正的朋友在交流中你送我一個思想。要不然你會感到孤獨。
特別難忘、特別特別的朋友，多了。比如汪道涵先生。1982年，我是工廠的工程師。有一些科技上的發明，有的簡報就報道了，這樣他就認識我了，就開始和我聊天，我們成了終生的朋友。這么多年，凡每年元旦、五一、十一，我們是必見面的。他是一個好讀書的人，見面后第一句話總是問最近讀什么書啊，你怎么評價，或者就是我告訴你幾本好書，甚至他買了書送我回去讀。
有一次他給我說，你怎么讀書，怎么選書？我說去書店找啊。他說你腦子里沒有這個問題，你就不能發現那個問題的書。再說新的領域的書你也可能不知道。怎么辦呢？他說有一本雜志叫世界圖書，都是圖書簡介，是一本高度壓縮的讀本。這個雜志后來沒有了。我就到處去說，當然也不是我一個人說，現在恢復了，叫《中國新書》。一本書縮成一頁，汪道涵說，你就可以對當代社會發展的一些先鋒問題有一個了然，最省時間的。他教我一個讀書方法，這個朋友就很難忘。
《瞭望東方周刊》:外國朋友呢？有什么特別難忘的事情嗎？
趙啟正:我認識的外國朋友太多了。70%的外國元首來中國都去上海。印象比較深的有卡斯特羅、阿拉法特、葉利欽等。葉利欽一上飛機，我就問我怎么稱呼你。他說叫我同志。我說葉利欽同志，我讀過你的傳記。他問你對我哪段最有興趣。我說你和老師吵架，也可能你違反校規了，老師說要建議校長開除你，結果你不但沒讓老師開除你，你去找校長把老師開除了。我問這樣的俄國學生多嗎？他笑著說，不多，就我一個，所以我當總統他們都沒有。
我帶領卡斯特羅參觀寶鋼時，他問產值多少、人數多少，我告訴他后，他心算了一下，說你這個數字不對，因為人均下來不是這個數。我就解釋說機制改變了，綠化、清潔那部分人單算。后來他對我說，你下基層時要注意，“不要事先讓他們知道，更不能事先告訴他們你要問的問題”。卡斯特羅還說，你問基層人員問題的時候，腦子里想一想，以防他們說的與情況不符。參觀完寶鋼，卡斯特羅說你們的經濟的確是社會主義經濟，辦法也很好。向世界說明中國是很具體的，我向古巴說明中國時，通過事實把中國說清楚了。
另外，我還想提一下奧地利總統托馬斯.克萊斯蒂爾先生。他1995年10月來上海訪問，我陪同他專程去虹口當年歐洲猶太難民聚居區參觀。他說，奧地利對不起猶太人，使他們避難來到遙遠的上海，是你們救助了他們，所以今天我要來這里表示衷心感謝。他說著就流下了眼淚，當時天空突然下起了雨。他與周圍的中國群眾熱情握手，情景十分感人，我也不禁熱淚盈眶�？巳R斯蒂爾總統還給我講了一個有關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故事，而我則告訴他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歷史。
《瞭望東方周刊》:溫總理今年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增強政府工作透明度，提高政府公信力”。你認為應該怎樣更好地打造透明政府？新聞發言人制度現在還存在哪些問題？
趙啟正:這個制度，有的省和地方還正在建設，舉行得不經常或者很長時間沒有舉行。發展得也很不平衡。這個我也不說一定要平衡。有的地方新聞多，有的少。但是有的新聞一些地方沒有把它當作新聞。新聞發布會就是正面報道為主的主要措施。政府表達的事實是正面的，政府是信息的源泉，記者是接力棒，是電纜，是擴音器，這應該是政府求之不得的。我特別重視，可是推廣起來并不容易。過去我們有新聞發布會，但是還沒有形成制度和習慣。我力爭一周一次，堅持下來，一周一次去年已經實現，全年共60次。今年我們爭取一周一次半。這是國務院層次的，我做好了才能帶動地方。
過去很多人不知道新聞辦干什么的。安全部你不了解還好說，新聞辦不知道你干什么的怎么行？所以我們在培訓上下了大工夫。去年硬碰硬培訓了2000人，今年要達到3000人。不能在北京培訓，我們上門服務，到西北、到東北。每個月都舉行。我們請CNN老牌記者，你怎么刁難美國總統？也請白宮發言人，你怎么保護總統？知己知彼。
《瞭望東方周刊》:最近定州發生嚴重暴力事件，作為記者來說總感覺信息提供得還是不夠，政府主動發布新聞不夠，我們感到特別需要政府新聞發言人出來……
趙啟正:完全正確。也就是說，我們只培訓局級干部還不夠，還得向更高層次的官員提供信息透明的力量方面的認識。我們應該認識到，新聞作為一種軟力量，在發生危機的時候有獨特作用。有的省在這方面還是比較薄弱，他們還不是很理解這個制度，不覺得這事很重要。有些東西你不主動、早發布，就要被動。你說等事情完了再發布，實際上可能這個消息早已傳遍全國。你不講故事，別人就會講故事。你不講真故事，別人就可能講假故事。最后真假故事就難以分辨，使一個真實的消息模糊了，最后對國家不利。
事實證明，我們政府的各項決策或對于事件的處理情況只要及時公布了，一般都會得到人民的理解和支持。因此，新聞發布制度的建立對于提高政府公信力，改善政府與人民群眾的關系乃至建設一個和諧的社會，都是有重要意義的。
從另外一個角度說，應該看到，現在政府部門對突發事件的宣布已經比以前快了很多倍了。大家可能已經注意到，有的事件發生幾個小時就宣布了，政府在這方面的及時反應也得到了中外記者的廣泛贊譽。但是應該承認，仍有少量突發事件政府“說話”較遲，有的事件可能要拖上幾天甚至上月。這里面原因很多，不一定是有意隱瞞或緩報。一個原因是事件的復雜性延緩了信息的傳遞速度。因此，我們現在特別鼓勵地方官員在情況不都清楚的情況下也要發言，知道多少，先說多少。
當前，我們的一個重要任務是要建立一個突發事件的信息傳遞網絡，以便事發地政府在事情發生后及時向上報告。目前，我們已經制定了建設這一網絡的有關細則，有望于年內公布，通知到省級政府。有了這個信息報告網絡，突發事件報告的效率和責任將得到依據和保證。
另外，國務院各部門正在制定的危機管理應對預案也都包含了新聞信息如何處理的部分：首先承認危機的存在，對危機本身、危機涉及的范圍、涉及的受害人等等進行準確的描述，同時還要及時公布政府可能采取的應對行動。各級政府處理危機包括公布危機的權限級別取決于事件本身的性質。關于突發事件的報道，可以說我們中央政府、中央的領導人在很多講話中都提到了要加強的。
《瞭望東方周刊》:有些地方官員可能不喜歡媒體暴露他們的問題。你會怎么說服這些地方官員允許和鼓勵媒體報道他們的不足？
趙啟正:我沒有機會去說服他們。我只是在新聞發言人培訓班上說，如果你不用全面的觀點報道你自己的話，人家不會相信你。一，你的真誠值得懷疑。二，你掩飾缺點，人家會懷疑你有更大的缺點。本來你只是咳嗽，你不說，人家會認為你也許還有肺炎甚至肺癌呢。三，暴露一點毛病，你可能還因此而進步呢。比如你英文不好，你假裝英文特好，最后吃虧的還是自己。政府和個人都不要掩飾自己的缺點。一個教育者首先是被教育者。
《瞭望東方周刊》:國務院新聞辦也是中國互聯網的主管部門之一，你怎么看待網絡呢？
趙啟正:我們網站在世界上的點擊率還不錯。網站現在是七八個部級單位管。但是你要做新聞網站，要由我們審批，只要你有這個能力和資質，我們一般都是批的。對報道我們也會提出一些指導性意見，像有的假消息我們就發布提醒，但對待有關網站不會很嚴厲，刪掉就是了。比如福建黃金高事件，一個縣委書記說自己帶著防彈衣上班，我們某網登了，反饋到我們，我們一看就值得懷疑，中國要這樣子的話老百姓還怎么活？我們立刻向中紀委詢問，有沒有這種事情，中紀委說不知道啊。后來查明是假的，我們就發一個信息，也不是禁止，就是說是假的。
網絡已經被確認是第四媒體。所謂媒體就是載體。但是載什么，內容是什么？技術上快、互動、成本低，這是網站的優點，但是問題是可能不夠嚴肅，可能虛假消息容易傳播。我們就要發揚優點，去掉缺點，興利除弊�，F在我們提倡健康的網絡環境。我經常看一些網上的評論，外國網站上的評論大多是有一定思想的，現在我們的很多網站評論是簡單的罵，比如公園漲價，留言很多不是分析，而是一堆泄憤的粗話，說我們都不去了，讓有錢人去吧。這就太簡單了。-
你怎么看趙啟正
新華社中國特稿社副社長熊蕾:
官場上很多人擅講長話、空話、套話。有人甚至不相信自己講的話。在很多披著共產黨員外衣卻沒了共產主義信仰的人當中，在很多白天道貌岸然晚上醉生夢死的人當中，不相信自己講話的，或者對自己講話沒有真心實意的感情的，大有人在。而趙啟正的講話，沒有華麗的辭藻，但是有發自內心的真誠。趙的講話，是短話、實話、真話的范例。
清華大學國際傳播中心李希光:
政府高官的公共演講是引導和影響境內外主流媒體報道的成本最低和最有效的方式。趙啟正作為一名部長，在發表公共演講時，他的立場毫無疑問是政府的，但是他的思維方式和使用的語言卻是新聞記者的。他在演講中很少使用行話、套話等遠離聽眾的語言。這在表面上看是文風問題，實際上表現了趙啟正作為一名高官的樸實和誠實的態度。
中國人權研究會副會長楊正泉:
政府官員要講政府的話，但又有個性特色。趙啟正喜歡說自己的話，很少講官話、套話。他還是一個勤于學習的人，多年積累了大批資料卡片，建有個人資料庫。
紐約時報:
趙啟正是新一代文雅的中國官員之一，西方的外交官對他的相對開放態度印象深刻。
路透社:
趙啟正演講中表現出的坦率和開放有助于中國的公關努力。(記者聶曉陽 /北京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