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洋一邊干凈利落地給三個賭客發牌，一邊和記者輕松自在地聊他來賭場工作的經歷，不時抬眼瞄一下周圍賭桌的動向，靈活的手指和幾套紙牌似乎可以交談。他19歲就開始在賭場工作，已經干了8年左右。
在賭場工作了將近20年，已經是部門經理的Lucia開著玩笑告訴記者：“我從來不告訴家里人我在賭場工作，一般
就說我在銀行上班，天天都和錢打交道，這也沒錯，對不對？”說著話她眨眨眼睛做了個鬼臉。Lucia說，賭場的工作其實很不錯，環境也不像別人想的那么亂，只是華人的傳統觀念中都有對“賭”的誤解和偏見，她也懶得讓家人擔心，讓親戚猜忌。“問來問去的一大堆麻煩，而且，名聲也不太好聽。”
近年來，報端屢見賭場中華人賭客一擲千金的文章，也有描述坐上賭場巴士閑轉于賭場的無業華人，卻少有關于賭臺那一邊的、在賭場工作華人的相關介紹，而這些包括發牌員(Dealer)、監督員(Floor
Person)、兌鈔員、賭區經理(Pit
boss)、部門經理(Manager)，以及一些賭場的基層工作人員中的保潔員、酒店服務員、餐廳侍應生和保安等等。這個越來越大的群體中的華人越來越多，和“賭”字相關的工作，外人看起來都有些紙醉金迷，充滿危險和誘惑。賭場，讓來來往往的普通人頭腦發熱，忍不住一試身手，希望獲得幸運之神的眷顧，那么，處身其中，天天在賭場里工作的華人，又是怎樣看待在賭場中的生活呢？
來賭場工作的原因
很難想像一身制服、干練的、打著電話指揮部門運作的Lucia在賭場已經工作了20年，身為部門經理的她是因為“想練英語”才走進了大西洋城的賭場。
來自臺灣的她當年只是大西洋城賭場樓下的一家中餐館帶位生，她清清楚楚地記得自己是1983年的自由日那一天來到這個繁華世界的，“從那一天起，我就知道英語不好沒有辦法在這里立足。”她知道在“樓上”(賭場)工作，可以接觸很多人，英語勢必就會好起來，“而且比作服務生好賺多了。”Lucia就這樣進了賭場，20年來越干越好而受到重用，一直都沒離開。
一個中年男發牌員在客人走后，把兩套牌均勻地擺出兩個漂亮的弧形，等著其他顧客來，他自嘲地說：“來賭場是為了掙口飯吃，在哪不一樣？我不年輕了，這里比在中國城干其他費時費力的活更適合我。”已經干了三年左右的他說，很多工作都沒有干長過，這里是來美國五年以來干的最久、也最穩定的一份工作。
19歲就開始在賭場工作的小洋，是來投奔在大西洋城工作了很多年的叔伯輩親戚。他從中國江西來美之前就知道賭場這回事，親戚說這里福利好，比唐人街生活得更好，所以一來就在這里落腳，短短地干了兩天中餐館的伙計，就馬上進了賭博學校，目的明確要進賭場。
他說話坦白，顯示著年輕人的活力，又不乏洞悉人情世故：“我沒帶有色眼鏡看賭場的工作，親戚做這個，大家談起來不忌諱。不過，華人的教育里都認為賭是壞事，老人不認同，年輕人也覺得不可思議，所以我不敢告訴老家的朋友，只說我是管錢的會計。”他嘿嘿一笑接著說，賭場里的工作就是個普通謀生手段而已，“福利好過其他打工的人，可以有一些多余的時間和多余的錢”。
小洋告訴記者，有個發牌員是為了讀大學的女孩子，因病沒來上班，她來自大陸，非常能吃苦，一邊在賭場工作，一邊完成了兩三年的學業。這里打兼職工每星期兩天平均也能掙上300左右，一個月1200。她最近畢了業，聽說找了好幾份工作卻都不如在賭場的滿意，所以一直沒有辭去賭場的工作，甚至有長干下去的打算。
在賭場的餐館里做侍應生的一位華人女士告訴記者說：“這邊小費給的都不錯，不少客人很慷慨，做事情的機會很多。”賭場中一個很大的工作群體是這些基礎服務人員，像酒店保潔員、清洗老虎機和周圍環境的專門人員、保安、帶位和兌換處工作人員，由于他們不需要有特別高的英語水平，基本做服務業方面，所以更容易有機會找到工作。
在大西洋城Showboat賭場酒店作東方市場部執行總管的吳建賢(Jason)，先后在四五家賭場做市場銷售方面的工作。來自臺灣的他專業雖然是土木工程，卻一直對市場非常有興趣。他說這份工作不像做餐館和小生意，而可以接觸非常多的人，雖然有壓力，但很具有挑戰性，讓他有成就感。
從培訓學校到賭場
Lucia回憶起20年前培訓時的情形，她告訴記者，那時賭場里工作的華人還不多，近些年才鋪天蓋地冒出來很多穿賭場制服的東方人，訓練發牌員和教各式賭博游戲的學校和長短期班也就越來越多了。
小洋告訴記者，在賭場工作的發牌員都要受過嚴格訓練，專業訓練一般要學精兩種game，才能到賭場中應征，至于是否能被錄取，還要看個人的造化，包括語言能力、個人背景調查(有無不良記錄)和發牌技術考察等，都要經過層層調查考核，拿到執照后，方可邁進賭場的大門，從最基本的發牌員做起。
由教育主管機構在紐約開辦的一所賭場發牌員訓練班表示，該訓練班報名的亞裔婦女非常踴躍，華裔尤其熱衷。
吳建賢也告訴記者，他工作的這十年中，曾在大西洋城和康州的賭場接觸很多華人，以往臺灣人和香港人不少，最近幾年基本是來自大陸的新移民，還有來自越南，韓國和東南亞的亞裔。他的妻子也是從這樣的訓練班畢業后來到大西洋城作發牌員，現在已經升職為監督員。
常見的賭博游戲包括有百家樂(Baccarat)、二十一點(Blackjack)、撲克(Poker)、白鴿票(Keno)、輪盤(Roulette)、角子老虎機(Slots)、擲雙骰子(Craps)等等。從1996年起，大西洋城的幾家賭場相繼推出了面向華人的賭博游戲，比如撲克牌九(Pai
Gow Poker)、骨牌牌九(中國傳統牌九)，麻將等。有些賭場開設了亞洲部，專門為語言不通的亞洲人提供服務。
想作發牌員一定要去學Table
Game，顧名思義，即為在賭桌上由發牌員主持的游戲，必須精通其中的兩種。小洋告訴記者，他學了兩種Game后進入賭場，還參加了賭場中的免費學習班，現在已經掌握了大部分的Game玩法，并能應付自如，“現在基本上是種很熟練很機械的工作了。”他一邊洗牌、發牌，思考各賭客的牌，一邊還可以和記者聊天，可見是非常熟練了。
Lucia說20年前的培訓比現在長得多，現在在賭場周圍和紐約等地的訓練班和賭場學校教的基本是21點等常見的Game，有的僅需2個月，費用在900美元左右。
兩個月的訓練和千元上下的費用，讓很多華人覺得，去賭場作發牌員不算難事。
賭場工作的苦辣酸甜
從中午12：00到晚上8：00，是大西洋城賭城中的“白班”，也是生意最好的一班，做這一班的人最多，也最忙；從晚上8：00到凌晨4：00是“夜班”，生意一般，做這一班的人白天擁有自己的時間，從凌晨4：00到中午12：00是“早班”，生意最淡，不過，賭場既然聲明是24小時開放，就還是要燈火通明地迎接各色賭客。
回想起以往做“早班”和“夜班”的中年發牌員男子，十分感嘆，自己當年干的是兼職，當時全職的工作不是很容易找。不愿說出名字的他慨嘆地說，以前在大陸時是個科長，經常訓斥中午沒事打撲克的科員。但想不到來美國后，竟然在賭場中謀到個職位，“我現在回去保證比他們誰打得都好。”他的玩笑中帶著無奈，不過他說，現在把在這里的生活看得很現實，做發牌員每個小時加上小費能賺15到20元，每天一班8小時工作，一個月下來3000元上下的收入，讓他很安心，而且福利和保險方面都好過很多在中國城工作的人。他告訴記者，他認識很多在賭場工作的華人原來都有著不錯的工作，做會計的，做大學教授的，當老師的，還有當演員的，大家談起往事大多三緘其口，因為生活太現實了，賭場也確實提供給他們了機會和生活來源，沒什么好抱怨的。
“新開的波哥大，每個小時能給發牌員30元。”小洋說得直咂嘴，他說大西洋城去年新開的一家賭場給的薪水特別高，引得不少人跳槽過去，但是做久的人卻不愿意離開老賭場，因為在賭場也是要“排資倫輩”。從發牌員升到監督員，再到賭區經理，然后到部門經理，薪資也是隨之調整。
Lucia工作了20年，經歷了其中的每個環節，1988年升做監督員后她每天能掙120元，1996年她升做部門經理，每天拿180塊，“現在監督員已經漲為每天200元，部門經理漲到250塊了。”
其他服務人員薪金完全看工作量和服務行業而定，小洋的親屬在賭場的餐館做事，每個月能賺到幾千元不等。做東方部主管的吳建賢說，每家賭場的情況都不一樣，薪資隨之調整，但是不會差得太多。“每家之間都存在競爭，一個設備齊全的賭場工作人員上上下下有近6000人左右。”他笑說，自己的收入完全看業務成績，雖然比一般的發牌員和監督員賺得多，但一年的工作成效決定年終的紅利，“所以一年到頭自己都要加油。”
小洋說干了8年，也希望自己能夠有機會升職。他和那位中年男子都提到作發牌員的苦衷，“賭場里什么人都有，碰上不積口德的賭客，發牌員就糟了罪。”他們說，雖然大多數的賭客還算守規矩，保安措施和監視系統非常發達，但是不能讓賭客閉上嘴，他們的謾罵和因為輸牌而發脾氣，經常會使發牌員處在煩躁和焦慮當中。“好多女孩子被罵哭，那也沒辦法，接著干。”
那個中年男子告訴記者，發牌員在桌上是不可以和賭客亂講話的，也不可能人家罵一句就去找保安處理，如果花了保安很多時間，自己也賺不到錢，這樣的事多了還有可能被解雇，所以發牌員多數都不去惹這個麻煩。
“每天8個小時，每小時20分鐘休息，干習慣了不是特別累……”來自越南的南南是個不茍言笑的女子，她在賭場經歷了15年，雖然只是在休息的20分鐘見到她，不過她的想法還是挺有代表性。南南說這個工作挺適合自己，只是她最不習慣別人吸煙，但是面對桌上的賭客吞云吐霧，自己也沒辦法。“討厭的賭客有很多種，不過我一概拉下眼皮只看牌，把他們當成傻瓜，他們也確實都是傻瓜。”為了這份較好的工作，很多辛苦也就不在話下了。
“不少人來賭場工作都是因為這份工錢和不錯的福利保險。Lucia補充說：“全職雇員每年還有四個星期的帶薪休假，如果沒有請過病假事假還會加到5個星期。”這些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彌補了她們工作的辛苦，也使內心得以平衡。
小洋坦率地說：“賭場這個工作應該是上了點歲數、有點閱歷后再開始做。”他說，年輕時心理承受能力不強，加上血氣方剛，尤其是剛開始總是怕出錯，天天心浮氣躁又提心吊膽的，這種心理壓力時間久了沒有辦法釋放，讓人非常不舒服。不過，走過最初艱難的日子，小洋現在已經成熟穩健多了，得心應手地一遍看著賭客的牌，一遍計劃長假去哪里玩。他說，賭場里累不累，苦不苦每個人心里都有桿秤，“忙不算太忙，想按部就班也不是沒有可能，趁年輕，吃點苦沒什么。”
在木板道下面的海灘遇到一位不停看表的女士，她說自己的每小時20分鐘休息常常是這樣度過的，逛街、吃東西、看海，“只要離開賭場就行。”這位只工作了不到一年的女士已經四十歲上下，平常在紐約有另外一份工作，只有周末來賭場做兼職。她說雖然辛苦，但是“不用搞人際關系，這一點讓我很輕松。”她說，自己的英語不是特別好，在紐約失業的時候，找到這份工作，雖然現在兩邊做工，但她從來沒有想過要辭掉這份賭場工作，“倒是想過辭掉紐約的工作。”
天天和“賭”在一起怎么看“賭”
“賭場是花花世界，我們因為在這里工作，看了太多，知道僥幸心理誰都有，所以想不為所動要靠自己。”Lucia和南南在這里最久，她們兩個卻都不賭，她們告訴記者說，在賭場，沾上賭既是最容易的事，也是最難的事。“因為在賭場工作了這么久，沒怎么看見誰贏得變成了富翁，變成窮光蛋的倒是不少。”
她們在賭場認識的姐妹中，愛賭的人很少，男性多數并不談“賭”色變，偶爾會小玩一下。她們說，多數在賭場工作的人都能想得明白“賭”到底能贏來什么，輸掉什么。不過也有鬼迷心竅，玩起來就掉進去的，“賭就像一個魔圈，一旦著了魔，不過去那個勁還真難自拔”。南南態度很平和，她說“我雖然處身在熱鬧當中，但這熱鬧是別人的，我不會跟著頭腦發熱的。”
賭場富麗堂皇的裝飾，便宜的酒店，提供給賭客的豪華加長車和免費晚餐都是誘惑，讓人生出富有的想法，一擲千金。在VIP餐廳服務的侍應生女士告訴記者，這里的賭客都是“重量級選手”，是賭場最優惠的顧客，常年提供給他們免費的酒店房間和優惠的餐飲，這個餐廳24小時為這些客人開放，“這些東西還不都是讓人來賭？”她說，來這里的人大都很和善有禮，但她也見過輸光了錢妻子孩子拂袖而去的人，“賭不是什么好東西，天天在這里工作，可不能沾上。”她說。
小洋說，偶爾逢年過節和朋友聚聚，也會跑到別家賭場去撞撞運氣，隨便玩上兩把，“老虎機是很少玩的，那東西基本上不要抱贏的可能。”他說自己把賭看得很簡單，就是個消遣而已，尤其是自己的工作已經天天在和賭打交道，其他的時間多數去做點別的事情，學點有用的東西，“因為不想一輩子只作發牌員。”
他告訴記者，很多美國人把賭看成“玩”，輸了贏了都找到了樂子，而東方人多數愛賭，又都把賭的結果看得過重，總希望能贏個乾坤贏個未來，這種心理常常讓他們血本無歸。喜歡旅游的小洋把自己所說“多余的時間和錢”用在行萬里路上，常常把假期安排回中國，這些年他去了西藏、云南、香港、上海等好多地方，當地的自然景觀他如數家珍，另外還到了美國的不少地方，讓他的朋友們很是羨慕慕。
“小賭怡情，大賭傷神。”吳建賢天天和賭客打交道，還要和他們交朋友，豈能少了賭？他做東方市場的主要業務就是宣傳自家的賭場，搭建與賭客之間的橋梁，和他打過交道的人恐怕已經不下幾萬人，能夠來來往往的朋友也結交了兩三千。“朋友來了自然要帶他們玩一玩，不過不會陷進去。”說到做監督員的妻子，他笑了：“她每天已經都是在賭了，下了班真的要把這些東西從腦袋里扔出去。”
賭場工作的八小時以外
喜歡打球的吳建賢和太太常在難得共同休息的日子出去打球或者吃個飯，有的時候僅僅在家里收拾花草整理家務，他慚愧的笑笑說，賭場里為工作人員提供用餐，家里很少做飯，也落得清閑。好在現在還沒有小孩子，否則兩個人現在已經難得共同休息的時間就更少了。他說許多同在賭場工作的夫婦，有了小孩后非常辛苦，時間和精力要花上很多。
重視教育的華人考慮到孩子的前途，多數沒有把家安在賭場附近，而是去找學區比較好的地方，有的甚至不惜在路上花掉一個多小時的時間。年輕人多數把家安在附近，小洋現在買了賭城周圍三房兩廳的房子，和父母同住，兩位老人也都在賭場的餐飲業做事，老老小小圖個上班方便。
Lucia的孩子已經大了，都不在身邊，所以也在附近買了房子。她現在干的很不錯，不需要孩子為她操心，偶爾在他們放假還讓他們過來玩。
在海邊看到的中年女士說在這里僅僅是找一個睡覺的地方，自己的家安在紐約。
他們偶爾也去看看Show，有百老匯的情景劇，也有來自中國大陸臺灣香港的流行歌手。吳建賢還是為賭場邀請這些歌手的策劃者之一，為賭場帶來大批的華人觀眾、知名度和貨真價實的銀子。不過問了他們中的好幾個人，都說不知道大西洋城的賭場中有類似拉斯維加斯的美女表演Show，最多會是在周圍的酒吧里，而且“沒有華人在這里做表演show，因為當地的明星沒有美國人出名，也吸引不了觀眾，中國人不來，美國人更是不看。”
問起他們生活中會不會有關于賭博的病態出現，他們都提到1─800─Gamble的賭博問題中心。吳建賢說，很多人認為那是給賭客提供的，其實去的最多的是在賭場工作的人，當然病態賭博(Pathological
Gambling)中有不少是華人賭客，但是他們很少去尋求心理輔導和治療。而在賭場工作的華人則知道該如何得到該方面的幫助，小洋開玩笑說，這里應該提供中文服務。
大西洋賭城的一條繁華街道上有一所非常大的教堂，那位曾當科長的中年男子說，他的同事曾經和他開玩笑，說來賭場的賭客在去過那些隨處可見的金店(可以賣金首飾換賭本)和木板道上的算命的吉普賽人的屋子后，就要到教堂中去找最后的支柱了。他說，自己的美國同事有的時候不去問題中心，而是去教堂，效果大概異曲同工，而很少會去教堂的華人工作人員，就需要去找其他的緩解壓力的途徑了。
晚上八點鐘，從另外一個賭場經過時，一個華人精壯小伙子匆匆地從遠處跑來，熟識的朋友和他打招呼，原來他是做完了上一個賭場八小時的班，又趕來上夜里的八小時，朋友和他打趣，這個小伙子也沒言聲，笑著揮了揮拳頭，甩甩頭，消失在賭場的燈紅酒綠中。
責任編輯：屠筱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