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發言人劉建超
外交部發言人秦剛
外交部發言人章啟月
長期以來，外交一直被蒙上一層神秘色彩。一方面是因為在許多人的心目中，外交是國家大事，高不可攀，不敢問津。另一方面，外交部門也因外交無小事，總是有意無意之中將外交神秘化。鄒建華長期在外交部新聞司工作，并長達五年擔任新聞發布處領導工作。作為發
言人的主要助手，曾協助過沈國放、崔天凱、唐國強、朱邦造、孫玉璽、章啟月、孔泉、劉建超等發言人工作，參與并負責組織了四百多場外交部新聞發布會。
《外交部發言人揭秘》近距離介紹了外交部發言人、外交部新聞發布機制，并探討了外交中面對媒體的策略和技巧。
幾位外交部發言人第一次登臺亮相回顧
李肇星作為外交部發言人第一次上臺就碰到了西藏問題。發布會上記者就“西藏獨立”問題不斷向次第一次登臺亮相的李肇星發難。李肇星對各種謬論進行了批駁，并表示：西藏自13世紀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西藏事務是中國的內政，絕不允許任何外國干涉。西藏“獨立”不行，“半獨立”不行，變相“獨立”也不行。所謂“獨立”問題一概是不能討論的。聽到這，有一個記者問：“我也有自己的家鄉，如果你說我的家鄉不是屬于我們國家的一部分，我才不在乎呢
你為什么對西藏問題這樣在乎 ”李肇星答：“你對自己的國家怎么看是你的問題，但是中國的主權是神圣的，外國人無權干涉
”。李肇星第一次上臺就咄咄逼人，表現不凡。回答問題條理清楚，反駁有力。據說，后來這位西方記者可能是出于對李肇星的尊敬，居然和李肇星交上了朋友。
朱邦造的第一次亮相非常不順。朱邦造98年2月10日第一次上臺。一上臺就接連出現幾個小插曲。他是學法語的，需要帶耳機聽英文同聲傳譯。但他上臺前忘記了打開耳機的開關，在臺上根本聽不到翻譯的的聲音。一個記者提問后，他沒聽見譯文，無法回答，只好要記者將問題再重復一遍，來回重復幾次，在場的記者和工作人員都感到很納悶，不知何故？幸虧新聞發布處一工作人員及時發現問題，迅速上臺幫他打開耳機開關，發布會才得以正常進行。
朱邦造雖然第一次上臺就有這種遭遇，但他顯得很格外沉著，冷靜，未見任何失態。他對記者說，出現了一點技術問題，請大家先休息片刻。然后，耐心地在臺上等。很幸運，前后出現幾個問題，均有驚無險。接下來，一切都變得很順利。雖然記者提的問題涉及許多敏感話題，包括美籍華人李文和在美國被捕和王炳章被遣送出境等問題，但朱邦造應對自如，一點也不象一個第一次登臺的新手。
1999年1月26日下午2時45分，章啟月第一次主持外交部例行的記者招待會。第一次亮相就表現不俗。記者一上來就問了一個事先沒有準備的問題。當時中國正在申奧。記者問，如果2008年奧運會在中國舉行，對中國來說有什么意義？章啟月沒有犯怵，沉著地回答：中國一貫重視奧林匹克運動。中國是一個12億人口大國。如果在中國舉行，奧林匹克精神將會得到弘揚。回答簡潔，明了，含意深刻。非常精彩。這對一個初次登臺的發言人來說更為難得。
劉建超首次出場是在2002年6月4日。這次發布會簡直就像一場足球的專場新聞發布會。由于主題是足球，一貫嚴肅莊重的外交部新聞發布廳變得格外輕松。這次發布會可能是外交部新聞發布會史上氣氛最為輕松的一次新聞發布會，自始至終充滿笑聲。
當時，正值世界杯中國和哥斯達黎加兩支球隊大戰之際，所以記者的問題都是有關足球的。
一記者問：“您是球迷嗎？”
劉建超答：“我本人對足球非常感興趣。所以，今天不得不在這兒工作，我也覺得非常遺憾。”
有記者問，今天的中哥之戰是中國隊與一支未建交國球隊之間的比賽，你對此有何評論？劉建超答：“我想，還是不要把政治和體育混為一談。事實上，中國老百姓不只關心中國的比賽。今天有三支東亞球隊在世界杯上亮相，我們一起祝他們好運。”
有一記者要他預測一下中哥之戰的結果，劉建超答：“中國老百姓希望中國隊第一次參加世界杯能踢出好球來，同時，他們也能理智地對待任何結果。”
最后，劉建超問，“還有問題嗎？如果沒有，我祝大家回去后看一場好球！”
為了讓記者們不錯過難得的看球機會，發布會下午兩點四十五開始，十五分鐘后就結束了。記者對劉建超的善解人意報以熱烈的掌聲。
在超市答記者問的“外交部發言人”？
為了方便記者提問，新聞司2000年設立了發言人移動值班電話，每天24小時包括周末和節假日都受理記者提問和回答記者提問。這一做法一出臺受到外國媒體的好評，認為這是中國走向更加開放透明的一個舉措。
這一做法在國際上可能也是僅見的。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辦公室也做不到這一點。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辦公室星期天不回答記者提問，平時晚上11點就關機。周六時間更短，下午一點就關門。
外交部移動電話雖然以發言人名義受理記者提問和回答記者問題，但實際上發言人并不出面，而是由新聞發布處的幾個處長輪流代勞。下班后、周日或節假日，不論去干什么都要將移動電話隨身攜帶，隨時準備接受記者提問并回答問題。沒事時還好，一天沒幾個電話，甚至一個電話也沒有，但如果碰到突發事件，可就麻煩大了。電話會一個接一個。有一次，一位處長和愛人在公園散步。因突然發生了中美撞機事件，一下子來了100多個電話，電話幾乎都被打破。一個電話還沒接完，電話記錄上顯示又來了七八個電話。接完一批電話后，手都抬不起來了。有時，晚上在睡夢中也會被鈴聲叫醒回答記者提問。最后弄得一聽見電話響，心里就發麻。
有一個星期天，發布處一位領導在超市購物，突然手機響了，一美國記者來電話問中方對美國向臺灣出售一批先進武器有何反應。這一問題正好已備好答問口徑。這位處長從口袋里掏出口徑就開始回答：“中方堅決反對美方嚴重違反中美‘八。·一七’公報，不斷提高售臺武器的性能和數量，嚴重損害中國主權、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的行為。中國政府已多次就售臺武器問題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表明了中國政府和人民在此問題上的堅定立場。我們要求美方高度重視中方的嚴正要求和立場，充分認識到對臺軍售升級將對中美關系所產生的嚴重影響和后果，嚴格執行中美‘八。·一七’公報的規定，立即停止向臺灣出售先進武器。”一番慷慨激昂、義正詞嚴地表態，引起身旁顧客的注意和指手劃腳，不知此人是何許人物。
外交部發言人為什么總是“答非所問”？
有些人覺得外交部發言人在回答記者問題時回答有時不是很切題，有點答非所問，讓人不知所云。并且發言人總說些我們“注意到……的表態”、“我們注意到……的報道”、“我們將繼續關注……”等沒有什么意義的話，好像總在說廢話。
確實，外交部發言人的表態中有時有答非所問、說套話的現象，需要進一步加大透明度，增加信息量。但另一方面，公眾也應了解外交語言在某種程度上與常態語言是有所不同的。外交語言往往更委婉、含蓄、模糊。所謂委婉，就是有些問題不便或不能直說，就用婉轉、含蓄的語言表達出來，在不失本意的情況下讓對方領悟。因此，外交語言有時就不是直白式的一問一答，會繞點彎子，或聲東擊西，需要注意其字里行間、或留意其弦外之音。曾在聯合國內擔任過美國代表的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夫人埃莉諾曾說：同樣的一些話，在正常情況下是一種含義，但在外交文件中卻是另一種含義。這像是學習另一種語言。
為什么外交語言會與常態語言不同？這是由于外交的特殊性，外交斗爭的復雜性決定的。
1、外交的對象主要是國家。國家之間主權平等，應該相互尊重。在語言上也要更講究，往往注重溫文爾雅，講究點到為止，不會讓對方過于難堪。
2、外交斗爭中，風云變幻，各種情況和可能性都可能會存在。一般都會避免把話說絕，說滿，留有一定余地，以免被動。弱小國家，或不發達國家，由于其實力和地位決定，要在國際上立足和發揮影響，往往會更講究策略，語言會更含蓄婉轉。
3、雙邊外交活動或多邊談判的協議或協定往往是雙方或多方商定或談判妥協的結果，往往用彼此都能接受的語言文字表述，有時難免會含糊其辭。
外交語言技巧
反詰 案例
李瑞環同志一次訪問香港時，一記者問：您剛才在講話中強調了團結的重要性，這是不是指香港人不夠團結？
李瑞環答：如果我祝你身體健康，是不是指你身體不健康呢？
聽到這一回答，許多記者禁不住鼓起掌來。
幽默與詼諧
案例
1990年的一次新聞發布會上，一位西方記者問發言人李肇星：“請問鄧小平先生目前健康狀況如何？”
李肇星答：“他健康狀況良好。”另一位記者窮追不舍：鄧小平先生是在醫院里還是在家里擁有良好的健康狀況？李肇星答：“我不知是你有這樣的嗜好，還是貴國有這種習慣，在身體好的時候住在醫院里，身體不好時反而待在家里。”
李肇星以輕松幽默的方式回答這一問題，令對方相形見絀。
有一記者問沈國放：你能否證實中國最近將在福建沿海舉行軍事演習？
沈國放答：我不知道你所講的情況。我不愿意冒刺探軍事情報的風險。
沈國放用開玩笑巧妙地回避了敏感的問題，記者也不感到難堪。
如何說“不”？
作為發言人，回答問題時，哪些話可以說，哪些不能說，說到什么程度？都需要有一定尺度和分寸。該說“不”的時候不僅要說“不”，而且還要說好這個“不”。這是發言人的基本功。
說“不”時要根據問題的方式和內容的不同而不同，不能千篇一律。下面是收集到的一些表達方式。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經常使用的一些說法：
1這個問題我只能說這些。2我沒有什么新的東西要說的。3我沒有什么東西要補充。
4這不是外交部發言人要回答的問題，請你向有關方面詢問。
5這個問題不屬于我回答的范圍，但我愿了解后通過發言人辦公室向你做出回答。
6對這個問題，我們正在研究(或調查)中。
7對這個問題，我們還需要研究。
8我也是剛從報紙上得知此事，還需要核實。
9這個問題我們可以私下交流。
10我沒有更多的要說。
11我目前還沒有什么細節可提供。
12我沒有這方面的消息。
13目前我沒有什么評論。
14如有這方面的消息，我們會及時發布。
15我沒有聽說這種安排。
16我沒有聽說此事。
17我們會在適當時間發布。
18我還沒有被授權公布有關方面的消息。
案例一
2002年11月，江澤民主席訪美時，一名學生問江主席：“中國對熊貓保護采取了哪些步驟？”江主席回答說：“我是搞電機的，我跟你們一樣非常喜歡熊貓，但對熊貓很少研究。”
臺下一陣大笑。這也是一種“說不”的方式。案例二
有記者問美國國務卿基辛格：美國到底有多少武器？請告訴大家，好讓大家放心。
基辛格答：我知道美國有多少武器，但是我不能說，因為蘇聯千方百計想知道美國武器的數量，我不能就這樣讓蘇聯不花一分錢就從我這里知道。
這個問題涉及國家的軍事機密，基辛格當然不能說。基辛格這么回答，既禮貌地回絕了記者的提問，記者也不覺得難堪。
回避
用這種方式回答記者提問，表面上看似乎回答了記者的問題，但實際上，說的都是空話，沒有任何實質信息。比如有人問你，在×××問題上，你支持老王還是老李？你回答：誰是正確的我就支持誰。對方又問，那誰是正確的一方？答：誰堅持真理誰就是正義的一方。
到底支持誰？天知道！
案例
一位發達國家外交官問一位非洲國家大使：“貴國的死亡率想必不會低吧？”
大使答：“同你們國家一樣，每人死一次。”
外交部發言人故事
外交部發言人的官有多大？
外交部發言人現在幾乎是家喻戶曉的人物。公眾在電視、廣播和報紙上幾乎天天都能目睹其風采、耳聞其大名。重大國際會議上也常常能見到他們的倩影。特別是國家領導人出訪時，總有一位外交部發言人作為代表團發言人緊隨其后，在電視上頻頻曝光，不斷向媒體發布有關訪問的消息，回答記者提問，顯得格外耀眼。
顯然外交部發言人已經成為中外媒體和國內外公眾所矚目的新聞人物。由于名聲大，在社會上的影響也隨之加大，以至于在社會上造成許多錯覺和誤解。因此還鬧出了一些笑話。
有一年，某部委請時任外交部副部長的李肇星去做國際形勢報告。李肇星副部長因為有其他安排，就讓一位發言人代為前往。該部門主持人特別興奮，在開場白中說：非常感謝外交部領導對我們的重視，我們本來想請個外交部副部長來講一講國際形勢，沒想到外交部竟然把他們的發言人派來了！
外交部一位部領導，有一年回家探親。回家后，村里的老人殷殷地囑咐：繼續努力，爭取當個外交部發言人。
李肇星擔任副外長期間，有一次出差。一航空小姐問：“老同志在哪里工作 ”李肇星答：“我在外交部工作。”航空小姐忽然變得格外熱情，問李部長：“你認識
發言人嗎？”李肇星答：“認識。”航空小姐又問：“你經常能見到他嗎？”李肇星答：“天天都能見到。”航空小姐羨慕地說：“您真幸福！”
有一次，李肇星副部長與外交部發言人沈國放參加完活動后從街上步行回外交部，有一個行人驚喜地對同伴說：那個人是外交部發言人沈國放！同伴看了一下說：不可能，他旁邊的那個人根本不像保鏢
外交部一代表團到某省參觀、考察，當地接待部門負責人在介紹當地情況時說，現在領導同志很重視我省，上半年到我省來視察指導工作的領導同志有某某副總理、某某部長，某某外交部發言人……。
有一位外單位的同志到外交部辦事，出大門時，看到章啟月也在大門迎一位客人，大為不解，問怎么發言人這樣一級的領導同志還隨便在大門出入？
章啟月有一天騎車下班回家，路遇幾個騎自行車的人。有一位說，快看！剛才騎過去的是外交部發言人章啟月。其他幾位都譏笑他說，虧你想得出來，外交部發言人能騎自行車？
其實，外交部發言人既沒有保鏢，也不配備專車，好幾位發言人每天都騎自行車上下班。
朱邦造曾在郊區某國際會議中心參加一個會議，在大廳幾個客人看到他后，有一位很高興地說，這不是外交部發言人朱邦造嗎？另一位馬上反駁，怎么會呢？外交部發言人怎么會到這里來！
其實，該會議中心是一個非常豪華、名聲很響的會議和度假中心。
外交部發言人經常收到全國各地來的各種信件。有告狀的、申訴的、請求幫助的、要求代為轉交信件的等等。來信對發言人的稱謂可謂千奇百怪，有稱國務院領導、國家領導人的，有稱發言人省長的、首長的，有稱外交部領導的，不一而足。
其實，外交部發言人是由外交部新聞司司長和兩位副司長兼任，只是外交部的中層部門負責人。
外交部發言人至今共有多少位？
外交部建部后，就有以外交部發言人名義就某一重大問題發表聲明、發表談話的做法，但都不出現發言人的名字，實際上外交部也未任命具體誰是發言人。另外，國家領導人出席國際會議也設有中國代表團發言人，如創建新聞司的首任新聞司司長龔澎同志就曾擔任過以周總理為團長的中國出席日內瓦會議代表團的發言人，成為萬眾矚目的對象。
但此時，外交部發言人制度還未建立。錢副總理在《外交十記》說，作為外交部的首位發言人，他在1982年3月26日舉行了外交部第一次新聞發布會。自這次新聞發布會到目前為止，外交部發言人已有22位。
他們是：錢其琛、齊懷遠、俞志忠、王振宇、馬毓真、李肇星、李金華(女)、金桂華、段津、吳建民、范慧娟(女)、李建英、沈國放、陳建、崔天凱、唐國強、朱邦造、孫玉璽、章啟月(女)、孔泉、劉建超、秦剛。
其中，錢其琛、齊懷遠、馬毓真、李肇星、吳建民、陳建、沈國放、朱邦造、孔泉是新聞司司長兼發言人。
部分外交部發言人及在任時間
錢其琛：1976－1982年
齊懷遠：1983－1984年
馬毓真：1984－1988年
李肇星：1988－1990年
吳建民：1990－1994年
陳建：1994－1996年
沈國放：1996－1997年
朱邦造：1998－2001年
孔泉：2001－
本版文字和圖片均摘自《外交部發言人揭秘》，鄒建華著，世界知識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
責任編輯：屠筱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