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東方周刊》記者肖紅／北京報道
“民俗”在中國歷來被認為是國情的重要組成部分�！稘h書》說:“觀風俗,知得失”
2005年1月6日，北京市西城區民政局婚姻登記處為293對新人辦理了結婚登記手續。
正常情況下，每天來這里辦理登記手續的新人從20對到90對不等。而據媒體報道，同一天，
中國很多地方的婚姻登記處門前都人頭攢動，許多人排了十幾個小時的隊才合法地踏進婚姻的“圍城”。
此前，“雞年無春不利結婚”的說法廣泛流傳，盡管許多近期登記的人表示對這個民間婚俗“根本不相信”，有關部門也開動各種宣傳機器對此“迷信”進行駁斥，但無可否認，春節前的突擊結婚仍然形成了高潮。
相較于此，一些主流媒體加入“神怪巫術”的傳播，則引起了格外注目。比較典型的是近期在一些電視臺密集播出的名為“解析姓名”、“同生緣”的短信和聲訊服務廣告。盡管國家廣電總局日前發出通知,對電臺、電視臺的此類廣告緊急叫停,但在國內的主要門戶網站上,提供此類“算命服務”的鏈接仍然屢見不鮮。
同樣流行的還有預測新年運程的卦書和印有老皇歷的年歷。尤其是老皇歷年歷，在許多地方銷售火爆，對以香車美女、藝術風景為主題的時尚掛歷造成巨大沖擊。
事實上，這種“民間習俗”的重新流行并不是今年才有的。2004年春節前，北京西單路口一組由巨型木筷和設計成時鐘樣式的碗盤組成的雕塑，因受到輿論指責而被拆除。按照老北京的風俗，只有在家里遇到喪事的時候，才會在碗前插上筷子，表示有人“過了”。
像這樣一些曾經被貼上“封建迷信”標簽的想法、行為和物品的大肆登堂入室，在新中國的歷史上還比較罕見，因此呈現了一種“非常態”。
百年移風易俗未能根除“迷信”
“我主要是想聽聽自己在未來歲月中可能會遇到什么問題。”中國外運股份有限公司的項目經理楊溢這樣解釋自己去算命的原因，“另外，這與我的某種不安定感覺也有關系�！�
在為玩票性質的算命支付了不菲費用后，這位29歲的女碩士認為，算命對自己的生活“基本沒有影響”。不過，能夠像她這樣灑脫對待算命結果的人畢竟不多。
2004年5月，中國科協公布的“2003年中國公眾科學素養調查”顯示，僅有1．98%的中國公眾具備了以“對科學知識、科學研究過程和方法、科學技術對社會和個人所產生的影響達到基本了解程度”為指標的“科學素養”。
而讓人吃驚的是,這份被認為“基本說明了目前我國18至69歲公眾的科學素養狀況”的調查同時顯示,13.3%的中國公眾真正迷信。其中,20.4%的公眾很相信或有些相信“求簽”,26.6%的人相信“相面”,14．7%的人相信“星座預測”,4．8%的人相信“蝶仙或筆仙”，22．3%的人相信“周公解夢”。
對于已經把真人和宇宙飛船一起發射到外太空的國家來說，這個結果未免有些意外。事實上，如果把過去一個世紀來幾乎沒有止息的“移風易俗”運動考慮在內，這個調查結果則顯得更加突兀。
整個20世紀，盡管不同時代的執政者和學術界對于風俗習尚的態度和政策多有起伏和差異，但“破除封建習俗”的大趨勢卻在中國一以貫之，一些類似于婦女纏足這樣的惡劣舊習也得以根除。尤其是，新中國成立以后，自上而下推行的“移風易俗”運動，一度讓舊傳統喪失了存在的語境。
然而，上世紀70年代末期以來，中國社會不僅見證了前所未有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風氣的寬松，一些已經瀕臨消亡的民間習俗也以良莠不齊的方式得到復蘇。
中下層“生活智慧”的反彈
在一個擁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多元一體國家中，民俗歷來被認為是國情的重要組成部分�！稘h書》說:“觀風俗，知得失�！�
正因為如此，面對民間習俗以泥沙俱下的方式強力復蘇，社會各界相當重視，但反應不一。中國民俗學會副理事長、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劉鐵梁接受《瞭望東方周刊》采訪時說:“民俗本來就是雙刃劍，它們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社會對其采取的態度和政策�！�
一種看法認為，民俗復蘇是中下層文化對傳統精英文化的一種“反叛”。中國傳統主導文化是儒家文化，而在中下層流行的正是民俗文化。“中國長期以儒家文化作為中華文明的‘全權代表’，是有失全面的�！泵耖g文藝研究專家劉錫誠認為。
與文學、藝術、宗教、哲學和科學這些精英創造的文化相比，在“幾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的背景下創造出來的中國民間文化信仰表現為以五花八門、兼收并蓄、雜亂無章的方式存在的種種生活智慧，其中相當部分以非理性形態出現。
專家認為，中下層社會流行的民間文化精神體系由于沒有得到認同，客觀上致使其在一定時期內處于自生自滅的壓抑狀態。但在條件適宜時，它反而有可能反彈。
民俗學家認為，民俗的復蘇有著深刻的現實原因。經歷劇烈轉型的中國社會吸收了許多不同的價值觀，對傳統價值體系造成沖擊，使不少人對于社會和個人生活中發生的種種巨大變化感到“難以把握”。
劉鐵梁認為，一些企求平安順利的民間習俗的重新流行，體現了“部分民眾對包括社會秩序在內的外界力量不能保持信任的態度”。
面對下崗、情感變故等突發的挫折，很多人在不掌握正確價值觀和科學知識的情況下,“迷信成為破解危局或者是自我安慰、自圓其說的必然選擇”。當這種個人的痛楚和諸如印度洋海嘯這樣的外界災難結合起來的時候，人們精神上“安全感”的缺失,以及對于“我該往哪里去”的思考則可能以一種非理性的、迷信的方式表現出來。
關注中華民族精神結構的新變化
對于良莠不齊的民間習俗的復蘇，民俗學專家普遍認為，依靠傳統的行政強制手法，效果不一定好，有關政府部門、媒體和社會公眾應該采取法治、科學和理性的態度，“在理解中進行調適”。
華東師范大學教授陳勤建認為，在處理帶有迷信、宿命色彩的民間習俗的過程中，有關部門應當避免將問題簡單化，在加強管理的同時，也要依靠民間的自我力量進行約束和限制。
劉鐵梁認為，對于迷信活動進行批判是毫無疑問的。但同時要深入分析產生非理性現象的現實原因，并且對那些沉迷于不良民俗的普通民眾，要像對待病患者一樣關愛和同情，“人們應該依靠團結的力量來解決情感的傷害”。
事實上，發揚民俗正面作用、消除其負面影響的關鍵，也許在于盡快建立和諧完整的社會秩序，以消除人們心中的不安全感。
目前，相當多的學者仍然熱心于對具體現象進行采集和闡釋，而對民俗對中國政治生活的影響，民俗與現實社會發展和國民現實生活的關系，以及民間文化與中國主流文化發展更新的關系等問題涉入不深。
“中華民族的精神結構在21世紀正在發生什么變化？這是需要嚴重關注的。”劉鐵梁說。
責任編輯 原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