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憲鐸，孔子第72代后裔，曾任美國馬里蘭州立大學學術副院長，香港科技大學學術副校長；兩個月前，他通過面試，正式成為北京大學心理學系博士生，師從心理學系教授、整整小他30歲的王登峰。研究方向：用基因解釋人性。
他白頭發，戴眼鏡，喜穿顏色鮮艷的襯衣，印有他頭像的書訊海報正
在北京萬圣書園和上海季風書店貼著，緊挨著比爾·克林頓。他的《東西象牙塔》、《我的科大十年》剛剛上架，《背水一戰》即將付梓。其中一本《我的科大十年》，哈佛才子丁學良買了上百本分送友人，北大光華管理學院副院長張維迎讀了整整3遍。
記者是在北京采訪年逾古稀的孔憲鐸的。
性格：在煩躁中讓自己輕松
十多年前，孔憲鐸就是一頭銀發。在《東西象牙塔》某張合影的說明里，他于自己姓名后加了一個括號，內注“頭發是染的”。定睛一瞧，果然見其頭頂烏發、笑容可掬。然而，若非這“溫馨提示”，絕少有人會發覺。
“煩躁生活中，小小幽默，令人輕松。”于是他讓幽默乘風破浪，縱橫千里。上個世紀70年代，孔應聘第一家對他感興趣的學校、紐約州一家小有名氣的私立教會學校。但見日程表上排滿了即將面試他的人：有女教授、男教授；副教授、正教授；系主任以及校長。已是一個孩子父親的孔憲鐸在等候時說：“見了校長之后，是否還要見上帝？”
在美國當上教授后，學生也會欺負他，稱聽不懂他說的英語。孔憲鐸于是猛練笑話，每每在課堂上將學生們逗得捧腹俯仰之際，他會正色道：“請注意，我講笑話和授課，用的是同一種英語。”
不久前，孔憲鐸應邀到某高校演講。講畢，提問。臺下有女生站起來直抒胸臆：“孔校長，我們喜歡你。”“現在的女生了不得。不過我心想，你們喜歡我可以站起來說，我喜歡你們還不敢講呢。”采訪中，孔憲鐸每隔一會兒就會順手抖個“包袱”。
求婚：求婚詞世上惟一
能說會道，婚姻也很美滿。孔憲鐸娶的是大學同窗傅靜珍女士，當年的求婚詞是這樣的：“你要是想死了以后葬在孔家墓地，最好的辦法就是嫁給我。”
孔憲鐸說，孟子講“性善”，荀子講“性惡”，都只講對了一半，因為人有動物性，也有社會性。而孔老夫子說“性相近、習相遠”，兩者都講到了。“不過，話講回來，他的子孫到72代才知道這句話的妙處。”
前不久，為香港拍攝的一個紀錄片《中國人，中國心》，孔憲鐸在孔廟前磕了頭。他打算讀完博士，再去磕個頭，以告先人，“性相近，習相遠”現在可以用基因解釋了。
工作：從炒貨店當小工開始
20歲以前，孔憲鐸只讀過兩年書。戰亂和遷移，讓他的足跡在地球上畫了一個圈。
1945年，10歲的孔憲鐸離開老家山東郯城，隨家人來到上海。有大半年光景，他在馬當路一家炒貨店當小工，站在小板凳上，用大鏟子翻炒油氽花生米。“那時候，我穿一件褂子，那種盤扣，一看就是‘小山東’。”當時有些上海人看不起山東人，孔憲鐸至今還記得滬語“山東人吃麥冬，一懂不懂”。1986年，他重返馬當路，除了炒鍋不再，一切依舊。
1950年7月7日，15歲的孔憲鐸與另兩個山東老鄉偷偷到了香港，在紗廠當了4年多小工。有一次，香港科技大學校監（也是當時的香港港督）問他，“你是怎么到香港的？”他說，“這個問題很難答，你是我老板，不告訴你實話，我犯上；告訴你實話，你是港督，勢必將我送回去。”最后如實相告。“那英國人也了得，眼睛都沒眨，就說，‘香港是個創造奇跡的地方，你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1954年到中國臺灣，1962年去加拿大，1971年赴美國，1991年回香港創辦香港科技大學，2001年退休回到老家郯城，輔佐山東建工學院，目前，孔憲鐸擔任山東聯合大學校監。
經歷：只能用傳奇形容
從紗廠小工到大學校長，孔憲鐸的自覺由一次看病經歷而起。那是在紗廠干了一兩年之后，他因吸入棉絮過多，肋膜發炎吐血。在醫生處，他第一次看到醫生、護士工作的樣子，驚覺世上還有另外一個人間。于是，逃離紗廠、進入“那個人間”是孔憲鐸參加補習班、報名參加臺灣大專聯考的全部動因，“讓知識像彈簧一樣把我從當時的環境中彈出去。”
1954年，他收到臺中農學院的錄取函。但從紗廠到校園還是有諸多的不適應，譬如自修時抓抓作癢的香港腳，會遭同學白眼，他才意識到自己行為不好。在學業和文化上，孔憲鐸都須奮起直追。
憑著“每晚只睡三四個小時”的刻苦，孔憲鐸的成績很快從最后幾名升為全班第二，并一直保持到畢業。一年后，他拿著朋友們資助的學費，去加拿大攻讀生物植物學碩士。幾年后，又拿到了博士學位。“我到現在還不太懂微積分，沒學過。但我能記住公式，所以可以使用”，孔憲鐸冷不丁地說。
治學：成果讓薪俸提高了8倍
如果用國內通行的標準來概括孔憲鐸的學術成績，菜單是這樣的：在SCI核心期刊上發表論文120余篇，其中《科學》上2篇，《自然》上2篇，編著和主編的英文科學參考書14冊，中文著作7種。從1974年底到1989年15年間，他的薪俸整整提高了8倍，孔憲鐸說，這是僅在美國才有的現象。
美國教授不修邊幅，不拘小節，笑話連篇，英國教授保守正經、君子風度，而且，“人與人之間好像有著量不完的距離”，顯然，孔憲鐸是前一類。即便如此，作為一個研究植物葉綠體DNA的科學工作者，孔憲鐸終有一臉肅然、百感交集的時刻———那是在劍橋大學研習時，他被同事帶到一間咖啡館，同事指指某個角落，告訴他，當年J.Wason和F.Crick（雙螺旋結構的兩位發現者）就是在這里討論DNA分子結構的。以后每次經過，他都會停步緬懷。
任教：恪守學術良心
孔憲鐸的象牙塔生涯，始于1958年夏，受聘于臺灣省立農學院助教。在那里，他領教了人事權：系主任的決定取決于他的好惡；而他的好惡，取決于誰的嘴巴距離他的耳朵最近。凡此種種。
比較東西象牙塔，孔憲鐸說，競爭在中國，很不尋常，往往要有你死我活的氣勢，要靠心狠和花樣，不靠自己強，要靠丑化對方，如同賽跑的人展示的不是跑步的技巧，而是絆人的伎倆。因而，競爭在中國，有點荒唐。而在西方，孔憲鐸回憶說，爭斗歸爭斗，教授們似乎還能恪守最后的底線：學術良心。
孔憲鐸在馬里蘭大學度過了18個寒暑。從助理教授到正教授，他用了6年時間。這在美國的象牙塔里，算快的。第一次涉足行政工作時，遇到一個處處示以“下馬威”的頂頭上司，孔以一個“新鮮、實際可行、沒有花招、沒有空話”的3年計劃打動了這位老兄，共事久了，終成好友，對方還花了兩個周末為他做了兩個大書架。
及后至代理系主任，再至擔任學術副院長，他對塔內的游戲規則已從切身體驗上升到醉心研究。
治校：主持400位教授的升遷
孔憲鐸將該校近20年（1966~1986）教授的升遷情況作了一次系統分析，發現一個助理教授想要一步一步從內部升遷，成為正教授，靠同系的同行評議投票，非常困難。補救辦法是請外系的同事占有系級審核委員會的部分席位，以確保公正；此外是在晉升的評審會上，賦予申請人申辯的機會。這些規則，目前也被大部分國內高校采用。
“這些規則并非盡善盡美，總有漏洞，但就像學校的考試制度一樣，沒有更好的方法代替。”孔憲鐸能夠做的，是從單一的執行，拓展到制定并執行——在1985~1986兩年時間里，他主持了400位教授的升遷事宜。這些訓練，為他加盟香港科大的創辦奠定了“制度”基礎。
學者楊東平在看到香港科大幾經修改、增訂的13篇、34章、88條、324頁的《教員手冊》（連每次發薪水的方法、時間、自動轉賬的銀行行為，以及學術誠實、性騷擾等都有詳實的規定）后，不由感慨：“我們似乎對國際上的優秀大學了解很多，但至今沒有翻譯出版過任何一部《大學章程》、《教員手冊》等基礎性文件，欲得他山之玉，談何容易！”
校長：在小處讓人心悅誠服
一位好校長就像一棵大樹，能擋風遮雨。孔憲鐸至今記得馬里蘭州立大學總校校長JohnS.Toll的治校策略：“Keepthebestpeopleandkeepthemhappy.（留住人才，使之愉快）”孔憲鐸說，成功的大學校長，在用人上都有一個絕招，就是在小處讓人心悅誠服。
在馬大，當孔憲鐸確定一位申請助理教授之職的員工深具副教授資格，就聘其為終身副教授。而后者，一生努力工作，答謝知遇之恩。“假使你能正確地在一個人才沒有開口之前就給他應得的東西，得到者一定會無比愉快。”
在香港科大，孔憲鐸亦是設身處地、人情備至地吸引人才，“三顧茅廬”的故事演繹了不少。譬如今年獲得“世界杰出女科學家成就獎”的生化系教授葉玉如雖然三次延期離美赴港，但終究被孔憲鐸一片誠意打動。葉玉如現已升任香港科大理學院副院長。
在一批志同道合者的努力下，香港科大近10年可謂登峰造極。它的一些重點學科的學術水準，已經在亞洲排名第一。如工商管理學院的經濟系，《EconomicInquiry》（《經濟探索》）雜志評價說，如果不算以色列大學，按研究成績算，香港科大在亞洲排名第一；工商管理學院的MBA項目，英國《金融時報》在過去兩年都評其為亞洲第一，世界前50名，而內地惟一進入前100名的是中歐工商管理學院，排名第92。另外，像會計系、金融系、數學系、物理系、化學系、生化系，按研究成果論，亦屬亞洲一流，世界知名。
教育：一代人才能算一次回報
國外，教育經費的規定都寫進憲法。讀大學是每一個人的基本權利。在香港時，孔憲鐸向銀行家背景的主管教育的長官進言，辦教育跟開銀行不一樣，銀行利息24小時算一次，教育也許一代人才能算一次回報；在內地，孔憲鐸對中央領導直言，要用父母之心來辦教育——一個農婦，開門七件事還沒張羅，已經懂得先把教育子女的錢留出來；第二，農婦節衣縮食讓孩子上學，自己不一定受益，而孩子可以受益。
1978年，背井離鄉近30年后，孔憲鐸回到故鄉，身份是美國大學教授。他吃驚地發現，1000多萬人口的山東臨沂市，只有一所師范專科學校。
“北京有1200萬人口，卻有大學67所，而臨沂一所也沒有；2002年，全國高校的毛入學率已經達到15％，北京、上海達到了48％以上，而臨沂還不到1.7％；再看別處，韓國是52％，而美國是81％。”孔憲鐸從此四處奔走，要為家鄉辦一所大學。他最能打動家鄉官員的一個觀點是：“臨沂的孩子都跑到外面去上學，誰還能回來？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才，地方如何發展？”他向當地官員打包票：“只要你們建起大學來，我幫你們找好老師。”
一呼十年，2003年秋，臨沂大學終于奠基。
管理：不能以管理者為本
2001年，孔憲鐸接受了山東建工學院名譽校長之職，很快觸及細節：學校有大門兩扇，卻常常只開一邊。為什么不都打開呢？校方答：門衛人手不夠，怕不安全。“這不是理由”，他說，“不能為了自己管理的方便，而讓進出的人麻煩。”兩扇門大開了，至今未發生“不安全”的事。
校內常有人亂扔廢物。孔校長要求增加100個垃圾筒，并且要擺在一眼就能看見的地方；學生反映打開水的時間太短，他立即向學校建議，早晨中午各延長半小時；世界杯比賽期間，他要求學校一定轉播。“我們辦學不是為了管學生，而是為學生服務。一切應該以人為本，而不能以管理者為本。”
做人：不要讓人厭煩
見記者的前一天晚上，孔憲鐸與老友楊振寧先生在清華園會面。至夜，兩人步行至校內食堂吃飯。楊振寧告訴他，年紀大了，每天只做一件事，對身體有好處。楊還告訴他，清華到底是清華，第一個星期布置作業，沒有一個同學不交，在美國就不一定。
“楊先生真是愛國，愛到有點‘溺愛’，好的壞的他都愛”，孔憲鐸呵呵一笑，“好像對自己的孩子那樣。”譬如對中國基礎教育的評價，與丘成桐等學者不同，楊振寧是說好話的。但在孔憲鐸眼里，楊振寧是其最敬仰的學者和炎黃子孫。
1990年端午，孔憲鐸去中南海拜望萬里，萬里執手相言：“在你不能做好事的時候，就做一個好人吧。”這句話讓孔憲鐸動容，也讓所有聽到的人感慨萬千。
與臺灣“四大公子”之一沈君山交往既深；與名人李敖也交情不淺。但對后者，孔憲鐸心存不解：“一個人，如果不管哪屆政府上臺，都要抓他下大獄，恐怕有點問題。”
孔憲鐸做人的基本原則是，不要讓人厭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