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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貸修路、收費還貸”的首發模式敗走五環路，工程造價畸高引起公眾關注。
核心提示
調查顯示，首發公司原
黨委書記、董事長畢玉璽的落馬，與他仕途起點通州的人脈有關。
在替同鄉舊友謀取利益的同時，其本人是否收受巨額賄賂，詳情至今撲朔迷離。
可以證實的是，“借貸修路，收費還債”的首發模式在五環路項目上一敗涂地，在百億巨債包袱甩給政府的同時，道路造價畸高問題隨之暴露在監督者的視野中，畢玉璽，這位歷經六任市長的能吏墮入腐敗怪圈。
進入9月，北京市交通局原副局長、首都高速公路發展公司（以下簡稱首發公司）原黨委書記、董事長畢玉璽案依然撲朔迷離。
8月20日，畢玉璽被北京市檢察院一分院批捕。
據首發公司網站資料，畢于去年6月6日即被免去首發公司職務，至此已有一年零45天。
有京城媒體一度發布消息稱，在五環路和其他工程中，畢玉璽收受賄賂高達6000萬元，從他家中搜出近千萬元現金。但這個說法隨即被有關檢控機關證偽。
記者通過相關渠道獲知，8月15日北京反貪局提請批捕畢時，“查實的金額非常少，超過立案標準金額不多。”而根據有關法律，受賄罪的立案標準是1萬元。
另據首發公司一位中層透露，檢察機關向公司下發的一份案情通報所述，畢玉璽涉案金額“大約三到五百萬元”。
更早前的8月9日，北京市紀委在披露開除畢玉璽黨籍移交法辦的消息時稱：經查明，1994年至2003年，畢在擔任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長及首都公路發展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期間，利用職務便利，通過介紹、推薦和打招呼等方式，先后幫助多人在承建公路建設工程及相關配套項目上謀取利益。
首發公司一位知情人士就此披露，上述替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多與通州區（1997年4月前為通縣）一些人物有關，而通縣正是畢玉璽個人成長和仕途起步的地方。
這種說法，與記者此前數日在通州區探訪獲知的事實相吻合。
農家子弟趕上了機遇
“算是上升得比較快的”。王萬發說，當時畢玉璽的升遷主要是由于工作有實績，加上“文革”之后落實知識分子政策，講文憑。
畢玉璽，1942年出生于北京市通縣馬橋鎮西田陽村一個農民家庭。
“他是我們這村里出的最大的官。”9月3日，一位西田陽村村民說。
畢家在村里的一位親戚介紹，畢玉璽小時候聰明，學習好。小學畢業后干過幾年農活，中學畢業后在本地教了兩年中學，“文革”之初，趕上當時的北京市勞動大學（后更名北京農學院）招工農兵大學生，畢玉璽就去上了大學，“以后就很少回村里來了”。
上世紀70年代，大學畢業的畢玉璽分配到通縣城關鎮農技站。1972年城關鎮和梨園分家，畢成為梨園公社農業技術員。
“當時工作干得不錯，有點實干精神，人也比較正直。”原通縣人大主任、曾在梨園公社當公社副書記的王萬發評價說。王曾是畢玉璽的頂頭上司。
“文革”之后幾年，畢玉璽當上了公社管委會副主任，仍管農技。后來當主任、書記。“算是上升得比較快的”。王萬發說，當時畢玉璽的升遷主要是由于工作有實績，加上“文革”之后落實知識分子政策，講文憑。
1984年，畢玉璽升任通縣縣委組織部長，后歷任縣長助理、常務副縣長，大約在1990年當上縣長。此時，王萬發已退居二線任人大主任，每年春節畢玉璽會和縣委書記一起去看望這位老領導，“他那時還比較檢點，為人算耿直，也沒有多少不好反映。”王萬發說。
不過王也提到，畢玉璽當上常務副縣長之后，領導班子不太協調，而畢玉璽經常到北京跑資金，和上面應該關系不錯。
通縣原縣委書記趙峰也回憶了畢玉璽和兩任縣委書記不和的問題。
畢就任縣委組織部長之時，趙已經調北京市任職，但常回通縣。
“當縣長時他認為自己無權。”趙峰說，畢玉璽兩次找他征求意見，他則認為領導班子不和與畢的個性有關。
玉帶路貪污案
玉帶路工程中有很多送禮之類的不合理開支，他沒法入賬。這些禮金大多送到了北京有關部門，他想頂卻頂不住。
對畢玉璽在通縣的工作情況，當時的一些干部普遍反映他有能力，作風潑辣，有想法，也能從上頭要來錢，包括爭取資金修建運河大街和玉帶路。
“畢玉璽說過，保證這兩條路的質量十年不出問題。”
王萬發回憶說。實際上這兩條路的使用情況也確實不錯，由畢玉璽提議修建的運河大街一帶，今天已經建成奧體公園和觀光碼頭，成為通縣著名的風景區。
王萬發認為，農技出身的畢玉璽從這時起已經表現了他在修路上的才能，也為他以后的仕途轉型做了準備。
但另一些當時的干部則透露，畢玉璽離開通縣也正是由于修路中出了問題。
通州區市政管理委員會一位工作人員介紹，1990年，玉帶路工程曝出一起貪污案件，工程包工頭胡占鰲因經濟問題入獄，其公司會計則在獄中自殺。受此牽連，當時通縣市政管理所的所長和書記都被開除了公職。
曾擔任通縣人大副主任、縣委顧問的魏國安當時在一篇文章中形容，修一條新華大街（通縣的另一項工程）總的辦事花費還不如玉帶路一個會計貪污的多。
魏國安回憶的另一個細節是，當時通縣市政管委的一個會計師向他訴苦，說玉帶路工程中有很多送禮之類的不合理開支，他沒法入賬。
這些禮金大多送到了北京有關部門，他想頂卻頂不住。
玉帶路修建于1986—1988年，主持者正是時任副縣長的畢玉璽。
沒有直接證據顯示畢與玉帶路貪污案有牽連，但案發不久，畢就離開了通縣。
一位曾任縣人大副主任的老干部回憶，玉帶路案件之后，市里來人考察領導班子，班子成員之間互相說了不好的話。
在畢玉璽此后供職的北京市交通局，一些當時的干部認為畢玉璽到交通局跟玉帶路案件有關，案發后他在通縣已經呆不下去。而通縣也有不少退休官員也持同樣看法。
一個事實是，畢玉璽調離通縣時，沒有慣常的領導班子歡送儀式。王萬發說，由于他當時沒有去送畢玉璽，畢“可能他因此對我有了看法，以后再無往來”。
藍玥度假村神秘主人
田府村許多村民認為，藍玥公司不花分文得到緊臨首發高速公路生活區的大塊土地，與畢玉璽有關。通州區委一位退休干部也提及，畢玉璽為蘭義弄到土地。
今年5—7月間，一個叫蘭義的通州人受到司法機關調查，消息人士透露，這是畢玉璽8月被批捕之前的一系列傳訊之一。
“蘭義和畢玉璽當時是好朋友。”畢的一位近親如此講述。這一點，記者也從其他幾位知情人士處得到確認。
9月3日，通州賓館辦公室一位負責人證實：1991年，蘭義因收受蔬菜公司一部門經理的賄賂而被判7年徒刑。入獄時，蘭義的身份是通縣招待所副經理，通縣招待所是通州賓館的前身，是縣政府直屬單位。
一種未經證實的說法是，蘭義入獄是為畢玉璽“頂罪”，而此舉換來了出獄后畢玉璽對他的多方照顧。
對此，上述畢玉璽的近親堅決否認。
1996年，蘭義獲減刑出獄，正趕上修建京沈高速公路，蘭義隨即在高速公路位于通縣田府村的生活區旁邊獲得了大片土地，用以張羅最初的養殖項目和今天的藍玥度假村。
一份關于藍玥度假村的介紹材料稱，度假村由大片湖面、眾多水上游樂設施和一座按三星級標準設計的賓館組成，占地3.7萬平方米。眼下度假村的法人代表、董事長并不是蘭義，在公司于2004年4月中旬登記的工商資料里也看不到蘭義的名字。
9月2日，藍玥度假村現任董事長蘭芬否認公司有蘭義這個人，也不承認自己和蘭義有任何關系。但是度假村財務部一位職員說，蘭義是蘭芬的弟弟，以前是公司的老板。度假村人事部人員則透露，5月份以前公司班子進行了大調整，領導層都換了。
根據公司簡介，藍玥度假村于2002年7月籌建，2004年1月正式建成。
而田府村村民反映，度假村的籌備其實從修建京沈高速之初即已開始。
1998年初，當時的藍玥養殖公司和田家府村委會簽署了一份修路協議，田家府將村南“廢舊坑地”18畝作價抵給藍玥養殖公司，期限50年，并擬修建“集養殖、辦公、休閑為一體的基地”，藍玥公司補償給田府村地價差共9萬多元。
簽署于2002年的一份合作開發協議上，項目利用的“廢舊坑地”又增加40畝，藍玥公司擬利用坑地修建人工湖。
這次協議的不尋常之處在于：藍玥公司無需向田府村交納任何土地費用，項目建成后由藍玥公司經營30年，期間效益由藍玥公司獨享，以補償其開發廢舊坑地投入的資金。30年后，項目效益雙方對半分，但經營風險亦由雙方共同承擔。
對此項開發協議，臺湖鎮政府2002年9月批復同意。
所謂“廢舊坑地”與首發公司有關，田府村原村支書王月增介紹，這些地本是耕地，修建六環路期間，田土被挖出賣給首發公司。而新增的40多畝田地中，除坑地外也包括好田。
田府村許多村民認為，藍玥公司不花分文得到緊臨首發高速公路生活區的大塊土地，與畢玉璽有關。通州區委一位退休干部也提及，畢玉璽為蘭義弄到土地。
另一種說法指出，修建藍玥度假村所需大筆資金，也是畢玉璽幫蘭義籌來的。
藍玥度假村的工商注冊資料顯示，公司注冊資本僅100萬元（2004年4月注冊），由蘭芬等三人分別入股。
9月9日，臺湖鎮政府一位負責人證實，藍玥度假村的地塊起初是和京沈高速公路服務區一塊征用的，因為面積不夠，后來又單獨簽訂協議增加了一塊地。藍玥度假村是服務區的一個項目，藍玥養殖公司應該是藍玥度假村的前身。
“至于怎么運作，首發對度假村項目投了多少資，就不清楚了。”這位負責人說。
9月1日，度假村財務部一位職員說，蘭義于今年7月被檢察機關傳訊，因不適合再擔任公司職務而外出休息。通州區法院一位退休法官的說法與此類似：蘭出逃在外。而通州區建委企業科一位負責人稱，蘭義已被司法機關拘捕。對此，目前尚不能從有關司法機構得到確認。
與此相關的消息是，首發公司原副總經理金德民因涉嫌受賄此前也被逮捕。據公司網站資料，金德民分管產業開發工作，同時是首發房地產公司法人代表。
被牽涉的兩名建筑商
在通州，記者聽到了張桂軍向畢玉璽行賄幾百萬的說法。但此后向有關檢控部門求證張是否為上述被批捕的包工頭時，對方未置可否。
目前也尚無證據顯示，通州宋莊建筑公司在五環路工程上有所斬獲。
在通州區的調查中，記者亦發現另兩名本地企業負責人與畢案相關聯。
9月1日，宋莊鎮政府一位副鎮長證實，該鎮民營企業通州宋莊建筑公司董事長張桂軍已被司法機關拘捕，案情與畢玉璽有關。
據工商注冊資料，張桂軍1953年生，原為宋莊鎮政府司機班長，1995年出任宋莊建筑公司經理。三年后，公司經營范圍增添了“市政工程”一項。2001年，宋莊建筑公司整體改制，由集體企業成為私人股份企業，張桂軍和另一人各占50%股份。
宋莊建筑公司下屬單位一職工介紹，公司下屬有飯店、汽修廠、養殖廠、苗圃、配件廠，規模很大。
張桂軍涉案的具體情節尚不清楚。但此前北京市檢察院在披露案情時稱，一名涉嫌在五環路工程上向畢玉璽行賄巨款的包工頭，已于7月4日被檢察機關以涉嫌行賄罪批準逮捕。
在通州，記者聽到了張桂軍向畢玉璽行賄幾百萬的說法。但此后向有關檢控部門求證張是否為上述被批捕的包工頭時，對方未置可否。
目前也尚無證據顯示，通州宋莊建筑公司在五環路工程上有所斬獲。
在畢玉璽曾長期工作的梨園鎮，大稿村現任黨支部書記、北京京洲企業集團董事長、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委員邢仲山，此前也成為畢案調查對象。
8月底，來自權威渠道的消息稱，北京市檢察院反貪局就畢玉璽案件對邢仲山展開調查。
在大稿村，一位村民告訴記者，邢仲山近期經常被有關部門傳喚。該村綜合辦公室一位工作人員說邢仲山最近在北京有會，時常不在村里。村總支和村委會干部則拒絕透露有關情況。
需要交代的背景是，從上世紀80年代后期，大稿村被通縣扶持為走企業化道路的典型，京洲企業集團正是這個村的村辦企業。有村民反映，時任梨園、通縣領導的畢玉璽一手扶持了這個典型，此后畢還時常到村里來，“吃喝住常在我們這里的賓館。”
據京洲企業集團的網頁介紹，公司主營業務包括建筑工程和公路道橋施工，但同樣暫無證據將其與五環路工程建立關聯。
在畢玉璽出生的西田陽，村民們認為村里出的這位最高官員并未給村子帶來利益，惟一的例外是，畢任通縣領導期間，京津塘高速公路經過西田陽，鄉親們找到畢玉璽，為村里修了一條柏油路。
但有村民反映，一些私人通過門路在首發的高速公路項目上找了活做。
一位親戚說，畢事發后，在通縣財政局工作的胞弟畢玉升也受到了調查。
8月底，記者從首發集團和有關部門證實，不久前，除了出嫁的女兒外，畢玉璽的妻子王學英和兒子畢波因涉案被司法機關采取強制措施，畢家在北京方莊的住宅已人去樓空。
就任交通局不盡人意
畢開會時姿勢很特別，大家都正襟危坐，他卻向后倒在沙發里，一副不感興趣的樣子；別人發言時他卻喜歡插話，教訓起人來很厲害，而且喜歡插上級領導的話。
據記者核實，畢玉璽從通縣調任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長的時間，應該是1991年。
通縣人大一位退休老干部回憶，畢玉璽原來被安排調往北京市農口，他不愿意去，跑了一段關系才到了交通口。
北京市交通局一位老領導透露了畢玉璽調動前后的一些經過。
“他還在通縣當縣長的時候，一次為修建高速公路舉行的會議上，他就在主席臺上對我‘咬耳朵’，說想到交通局來干。”上世紀80年代末期，這位老領導在修建京津塘高速公路時與畢玉璽相識，高速路經過通縣，須和縣里協商征地拆遷等事宜，畢很配合。
1991年的一天，時任北京市市長助理、市政管理委員會主任的黃繼誠（后因陳希同、王寶森案落馬）找到這位老領導，說讓畢玉璽來交通局怎么樣。
“當時我考慮到領導讓他來，就和書記商量，來就來吧。”這位老領導說，畢玉璽到交通局后分管基建、后勤、行政，在他手下工作了一年多時間。
“我曾在生活會上說過，我們領導班子中真正有想法、有點子、思想解放的就要數畢玉璽。”1992年，這位老領導退休時，曾有意讓50來歲的畢玉璽接班，畢時任常務副局長，分管公路，在當時交通局的領導班子里屬于年輕的。
但因領導班子意見不一致，畢玉璽最終沒有當上交通局局長。
退下來之后，上述老領導也開始聽到對畢玉璽的一些反映，主要是作為常務副局長起的作用不好；和局長有矛盾，自己想當局長。畢的一些個性缺點也被人提起，比如開會時好插話、比較傲慢等。
畢的這些個性缺點在交通局內部廣為人知。一位過去的同事說，畢開會時姿勢很特別，大家都正襟危坐，他卻向后倒在沙發里，一副不感興趣的樣子；別人發言時他卻喜歡插話，教訓起人來很厲害，而且喜歡插上級領導的話。這位同事回憶，一次畢玉璽插交通局黨委書記的話，插得太長，他講完后書記說：“你不講了？”這位同事評論說，畢玉璽管公路不是專業出身，卻自視甚高，因此到交通局后的升遷速度明顯放緩。
草創首發公司大權獨攬
2002年，首發公司向媒體宣布，公司創立以來北京高速公路建設步入快車道，當年北京高速公路竣工100公里，新開工100公里，相當于此前14年的規模總和。
1999年9月16日，首發公司正式成立，多年任交通局常務副局長的畢玉璽出任董事長，待遇為正廳（局）級。
據原交通局人員介紹，首發公司最初即由畢負責運作，本作為交通局的下屬單位，成立時忽然變成市里直管企業，和交通局平級。畢玉璽就此級別提高，大權獨攬。
事實上，首發公司被認為是北京城市基礎設施投融資體制改革的一個突破。
在中國現行財政體制下，地方政府沒有發債權，而僅靠財政支出不能滿足高速公路等市政基礎設施建設的大量資金要求。近年來，一些地方政府紛紛設立企業運作市政建設項目，通過發企業債、銀行借貸等方式實現靈活的融資，然后以相關經營收入（如高速路收費）還債。
2002年5月29日，經當時的國家計委批準，首發公司發行15億元公路債券，此為北京基礎設施建設第一次通過債券面向社會融資。
當年，首發公司向媒體宣布，公司創立以來北京高速公路建設步入快車道，當年北京高速公路竣工100公里，新開工100公里，相當于此前14年的規模總和。
這種高速發展顯然與首發公司的融資能力有關，據媒體報道，至2001年，公司已與中國工商銀行簽訂總值高達140多億元的貸款合同。
另有消息透露，首發公司成立之初，為募集資金還曾考慮上市，但因不符合證監會三年贏利期的要求而中止。
“他思想解放，對工作要求嚴格，可能會得罪人。”
首發公司一位中層對畢玉璽的工作能力給予高度評價。
首發公司成立后，不再由北京市交通局管理，首發的重大工程項目報市委市政府直接批準，2003年首都交通委員會成立，也只與首發有行業管理的關系。
五環路“滑鐵盧”
修建五環路所欠“企業債”又變回了“政府債”，并最終由納稅人埋單。時隔數月，一手操辦五環路項目的畢玉璽落馬，令工程造價問題進入公眾視野。
2003年11月1日，北京五環路全線貫通。兩個月之后，首都交通委員會突然宣布，從2004年1月1日起，五環路停收車輛通行費。
在京城有車一族額首稱慶的同時，知名媒體《新聞周刊》撰文稱，貸款修路，收費還貸“的首發模式”碰壁“。
公開資料顯示，五環路項目總投資136.46億元。首發公司為此向銀行借貸116.3億元，享有30年的道路經營權。
《新聞周刊》報道稱，設計之初，首發公司預計每天可收取通行費約為120萬元，這樣30年后，不僅可以收回投資，而且還有較大的盈余。但據首發公司的統計，五環路全線開通后，每天收取的過路費只有約15萬元。
如此收入，談何還貸。
而首發公司人士對此的回應是：“免費后五環路的事已經不歸我們管了，政府肯定會想辦法的。”
于是，修建五環路所欠“企業債”又變回了“政府債”，并最終由納稅人埋單。
《新聞周刊》所提出的另一個問題是，如果北京財政無力還債，那么中央財政是否應為首都埋單，即便如此，這對其他省市是否公平。
此后有媒體披露，國家有關部門對其他城市類似公路融資方式的風險性有了更多考慮。
時隔數月，一手操辦五環路項目的畢玉璽落馬，令工程造價問題進入公眾視野。
有媒體計算：全長98.58公里的五環路，批復概算投資為136.4億元。而全長65公里的四環路，道路工程花了只有70多個億。相差不足35公里，預算高出約66個億。粗略計算，五環路的每公里造價是1.38億，四環路為1.07億。
北京市紀委有關人士此前證實，有關部門在審查五環路工程后發現，在畢玉璽任職期間，有些工程造價高于合理造價近1億元。
就此，作為歷經6位市長，居要職十數年之久的交通系統官員，畢玉璽的五環路敗局和家鄉關系網歸于一種因果。如何監督交通廳局長，再次成為社會公眾拷問焦點。
8月28日，記者從北京市建委重大工程處得到證實，該處副處長陳曉佳已被“雙規”，內部已發簡報。另一名工作人員則正在接受調查。建委一位中層人士稱，陳涉及金額很大。
目前還不能核實陳曉佳被“雙規”和畢玉璽案之間有無瓜葛，但可以確定的是，曾經獨立于北京建委、握有大權的重大工程辦公室與五環路建設存在直接管理關系。 本報記者袁凌 北京報道 （本報記者廖衛華
謝煒對此稿亦有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