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新聞晨報》報道
日本西南部福岡地方法院２６日作出判決，要求三井礦山公司應向第二次大戰時期被迫在該公司所屬日本礦山內服苦役的１５名中國勞工賠償總計１．６５億日元（約合１２８萬美元）。
“具有里程碑意義”
法院的一名女發言人說，審判長木村元昭作出的該項判決要求總部設在日本首都東京的三井礦產公司向每一位提起訴訟的昔日中國勞工分別支付１１００萬日元（８．６萬美元）賠款。
裁決這起２０００年５月由中國河北省９名昔日中國勞工最初提起、此后又有６人加入原告行列的訴訟之際，審判長認為，日本政府與三井礦產公司以強迫中國國民到日本服苦役的方式，“聯合犯下了一樁非法行為”。
英國路透社記者在報道這一事件時開篇寫道：“這是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判決”。美聯社記者也注意到，這是日本法院首次認定一家日本公司應該為軍國主義統治時期迫害其它國家勞工的行徑承擔責任。
代表１５名中國原告的律師團團長立木豐地就此在新聞發布會上說，“這是一項令人鼓舞的判決，可能會對其它類似訴訟案（的判決結果）產生影響。”他同時指出，訴訟雖然取得了勝利，但在這起訴訟中同樣被列為被告的日本政府卻沒有被追究責任。
拒絕政府賠償訴求
向福岡地方法院提起訴訟的張寶恒等１５名中國公民在１９４３年和１９４４年先后抵達日本，在福岡縣境內的三池、田川兩座煤礦內充任勞工，直接受到了三井礦產公司的役使，被迫每天長時間在井下勞動，過著衣不遮體，食不果腹的非人生活，直到１９４５年日本宣布投降才結束了這段夢魘般的生活。
這些勞工如今都已是７０歲以上的老人。他們指控日本公司采用誘騙和裹脅方式把他們運到日本，而三井礦產公司在役使他們的過程中沒有支付任何報酬。
從幾年前開始，這些老人就強烈要求日本政府和三井礦山公司對他們在戰前遭受日軍綁架并受到非人待遇賠禮道歉和補償，但日方一再詭辯和拒絕。在日本有識之士的支持下，張寶恒等１５人不得不以原告身份在去年向福岡地方法院提起訴訟，把日本政府和三井礦山公司推上法庭。
在訴狀中，他們向日本政府和三井礦產公司提出了總計３．４５億日元賠償要求。然而，審判長秉承日本法院早先的一貫態度，回絕了原告要求日本政府也作出賠償的訴求。
在三井礦產公司方面，則由公關部的一名經理出面向新聞媒體表示，該公司已經對法院此次作出的裁決提起了上訴。這名經理聲稱，“我們（否認三井礦產公司應該承擔責任）的立場沒有得到認可，是一樁極其令人遺憾的事情。”
“劉連仁案”去年勝訴
包括三井公司在內，日本企業界和政府到目前為止已經在幾十樁類似訴訟案中成為被告，但其中多數訴訟已經被日本法院駁回。
在此前一次針對日本政府的訴訟案中，日本東京地方法院２００１年７月１２日作出判決，要求日本政府向曾經被侵華日軍強擄到日本北海道充當苦役的中國人劉連仁賠償損失。審判長西岡清一郎在宣判時說，強行綁架和強制勞動迫使劉連仁長期逃亡，日本國家有責任賠償劉連仁所遭受的損害。因此，他判決日本政府向劉連仁的家屬支付２０００萬日元（１５．６萬美元）賠償金。
劉連仁是中國山東省人，１９４４年被侵華日軍強擄到日本北海道煤礦充當苦役。劉連仁看到同伴一個個慘死在日本軍國主義者的非人虐待下，逃出了礦山，在冬季嚴寒的北海道山林中度過了長達１３年的逃亡生活。１９５８年，劉連仁被當地人發現，終于回到了自己的祖國。就在日本法院作出宣判前的２０００年，劉連仁辭世，享年８７歲。
“花岡事件”首次和解
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２９日，東京高等法院為在“花岡事件”中幸存的中國勞工訴訟案首次達成和解，被告日本鹿島建設公司向原告耿諄等９８６名“花岡事件”中受害的中國勞工賠償５億日元（３９０萬美元）。
“花岡事件”發生于１９４５年６月３０日。當時，被日軍抓到日本秋田縣花岡町（現大館市）做苦役的７００多名中國勞工不堪忍受工頭的殘酷虐待而舉行起義，但在日本軍警殘酷鎮壓下，起義失敗。這次事件中１３０多名中國勞工被嚴刑拷打致死。從１９４４年８月到１９４５年１１月，在花岡做苦役的９８６名中國勞工中，有４１８人被害。
２０００年５月１９日，中國二戰勞工蘇愛珠和葉永財曾經代表８２００多名受日本軍國主義迫害的中國勞工，在美國加利福尼州高等法院向日本公司提起集體索賠訴訟，要求日本三菱、三井就中國勞工所受的非人虐待作出道歉，并賠償經濟損失。法律界人士說，這是中國二戰受害勞工首次在第三國對日本公司提起賠償訴訟。徐勇（新華社供本報特稿）
